■美元一旦占据霸权地位，就很难被撼动，这让美国获取了丰厚的收益和无数嫁接在货币强权之上的各种资源。这迫使欧洲人追寻更独立的货币体系，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戴高乐对美国更大的威胁，则是他在对抗美元霸权方面的立场──这一点比军事方面的不合作更让美国恐惧。戴高乐宣称“现在是推翻美国统治，获得我们自己独立的时候了”。

　　■法国不断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在事实上变成了对美元的直接冲击。随着大量黄金流向法国，美国货币的价值基础无疑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一盘散沙的状态，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深重的灾难。战争浩劫让欧洲从世界主人地位沦落为一个需要外部给予食物与保障的弱者。如果欧洲不走向一体化，就走不出战争的轮回，所有积累的财富都有可能重新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经济合作阻止法国和德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为欧洲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

　　■对法国而言，欧洲一体化是制约和套牢德国的一根缰绳和一把保险锁，是法国通过强国之路的有效依托和保障。而德国想借助法国的力量，重新实现自身的崛起。

　　■法德和解开启了整个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征就在于，消除了成员国之间建立了数百年之久的国界。这一过程在最后通过采用单一货币达到了高潮。

　　法国孤独的抗争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说：“美国霸权的基础，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和它的核威慑力量扩大到包括各个盟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元的命运就是美国的命运。

　　美元一旦占据霸权地位，就很难被撼动。这让美国获取了丰厚的收益和无数嫁接在货币强权之上的各种资源，这种收益和资源当然来源于利益受损者。

　　那些利益受损害的国家，会一直默默忍受吗？

　　当然不会。

　　最先挑战美元强权的是法国。

　　1945年11月13日，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1958年12月22日，戴高乐再次当选，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无论是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自己的盟友还是在对手眼中，戴高乐主义已经成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

　　戴高乐在其第一总统任期内就坚持以下三点：法国在世界政治中拥有发挥重大、独立作用的权力；国家干预，即法国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某种凯恩斯经济政策；在国内反对共产主义。后被称为著名的戴高乐主义。如果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也可以说，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两点：第一，法国必须拥有使自己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力；第二，法兰西民族必须具备使用这种实力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由戴高乐一手缔造的第五共和国，其后的历届总统都要经过舆论的评头论足以筛出里面有多少“戴高乐主义”成分。蓬皮杜是“现实的”戴高乐主义，德斯坦是“新潮的”戴高乐主义，密特朗是“社会党色彩的”戴高乐主义，希拉克是“新的”、“经济的”戴高乐主义。

　　很多人都知道，戴高乐让法国退出北约的这段历史。

　　戴高乐认为法国在北约中充当了“驯服角色”，建议在北约内建立美、英、法三国执政的领导体制，以争取法国得到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这个建议遭到美国的阻挠，经过长达三年的讨论最终不了了之。于是，戴高乐从1959年开始采取报复措施：法国把地中海舰队从北约撤出，拒绝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储存核弹头，迫使部署在法国的美国轰炸机群撤往英国和原西德，拒绝北约空防一体化，从阿尔及利亚撤回的法国部队不再交由欧洲盟军司令部指挥，法国大西洋舰队撤出北约，从盟国海军参谋部撤出法国军官……

　　这些措施使法国逐步有限地脱离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966年2月21日，戴高乐最终迈出了令世人震惊的一步，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在1966年3月7日写给美国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信中，戴高乐说他不仅要重建防务主权，还要通过驱逐美国军队和飞机以恢复法国的领土和领空。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将美国和苏联同样看作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

　　把美国放在与苏联同等的位置上，可以看出来戴高乐对美国的态度。事实上，戴高乐总统几乎很少表现出对美国的好感，而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甚至在约翰肯尼迪的葬礼上，戴高乐与美国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外交方面闹过僵局──戴高乐拒绝拜访林登约翰逊总统。1964年9月，戴高乐出访拉美10国，却故意冷落美国。《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戴高乐总统在半年内第二次访问拉美，却拒绝访问华盛顿，这会使法美关系继续恶化。”

　　戴高乐对美国更大的威胁，则是他在对抗美元霸权方面的立场，这一点比军事方面的不合作，更让美国恐惧。

　　戴高乐的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公开谴责美国通过无限制发行不断贬值的美元钞票，到海外进行大规模投资，从中谋取巨大利益。

　　戴高乐公开指责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称“美国正准备接管世界上所有的经济、金融、军事和政治网络，这种入侵像泛滥的河水一样到处扩散”；“没有金融独立，就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现在是推翻美国统治，获得我们自己独立的时候了”。

　　戴高乐不仅用富有激情的演讲向美国宣战，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有一个规则：外国中央银行随时可以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这一点是美国最怕的。因为，在把美元推向霸权宝座之后，美国的赤字已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债务──超过200亿美元，当时美国国库中虽然拥有160亿美元黄金，但其中120亿美元按照法律规定要为国内通货提供支撑。如果其他国家把美元兑换成黄金，金汇兑本位制将被摧毁，这必然会威胁到美元的地位。

　　法国充分利用了这一规则，不断把美元兑换成黄金，以此表达对美国滥用储备通货体系的不满，法国认为，正是该体系导致并加剧了法国的通货膨胀。1962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法国分别购买了4 500万美元、9 700万美元的黄金。1963年前两个季度，法国兑换的黄金都超过了上亿美元。1965～1966年年末，法国在其储备中增加了15亿美元的黄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

　　另一个数据表明：1958～1966年，法国平均每年兑换约400吨黄金。到1965年，法国的官方黄金储备重新超过了德国，恢复了其传统的黄金储备优势地位。

　　从表面上看，法国的做法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把国际贸易顺差转换成另一种财富形式，但问题在于，如果法国兑换的黄金数量太大，就会在事实上对美元形成直接的冲击。众所周知，美元当时是以黄金为基础的，随着大量黄金流向法国，美国货币的价值基础无疑也就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这对美元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危害。

　　戴高乐不仅命令自己的政府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还邀请其他国家学习法国，将持有的美元换成黄金。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仅法国一个国家，就有把美国的黄金买尽的危险。早在1958～1961年，美国就流失了约合54亿美元的黄金，按照这种速度，10年之内，美国的黄金将流失殆尽。

　　法国偏偏还拉着原西德一起这样做，这就更令美国人头疼了。法国和原西德的联盟，虽然并不具备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军事、政治实力，但其经济实力，更准确地说是货币实力，令美国不安。因为，原西德和法国储备中的美元比任何国家都多，如果它们共同提高美国商品的关税，其国际收支盈余将会继续增加。原西德和法国就可以借助其强有力的收支头寸和巨额美元储备，耗尽美国的黄金储备，并打击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动摇美元的基础。

　　此时的原西德与法国，的确建立并保持着一种很友好的关系，具备一起向美国挑战的潜力。1958年9月，原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法国。这是原西德政府首脑战后以来首次会见戴高乐，鉴于戴高乐过去对德国的强硬政策，阿登纳怀着“极难谅解”和“深感不安”的心情去见戴高乐。但是，会谈结果使阿登纳非常满意。两国领导人确认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德国和法国必须结成紧密的友谊，只有法德之间的友谊才能拯救西欧。这种看法，最终被确定在会见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公报称：“我们确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是欧洲一切组织建设的基础。”

　　从此，戴高乐同阿登纳频繁接触。1963年1月22日，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开始了人们所说的“巴黎-波恩轴心”。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并以此为欧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控制原西德。这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称霸，另一方面是想拉住原西德并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来与美国抗争，以及在德国问题上(当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提高法国的地位和作用。

　　原西德之所以接受这种姻亲式的法德关系，是因为德国的地位需要法国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阿登纳也不掩饰他对美国保护可靠性的怀疑。但是，德国需要法国的支持，更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所以，尽管德国也对美国的政策有看法，但还是不能接受戴高乐的对美政策。

　　法国联德抗美的目的并未达到。原西德的领导人甚至强调，如果非得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宁愿选择美国。

　　在批准法德合作条约时，原西德联邦议会在条约前边加了一个巩固德美关系的序言，以示与戴高乐的对美政策相区别，避免法德联合抗美之嫌。到1963年10月艾哈德接替阿登纳后，原西德与戴高乐在对美政策上的分歧更加明显，使刚刚确立的法德合作关系进展维艰。直到1966年年底，原西德组成“大联合政府”，由于看到美国在欧洲已采取一种收缩姿态，才认为有必要加紧改善法德关系。

　　很明显，在对抗美国的态度上，德国与法国的态度是不同的。德国认识到，自己的发展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并不想对抗美国。因此，在与美国博弈的过程中，德国大部分时候看起来都是摇摆不定的──当然它有基于自身利益的深谋远虑，一直是法国在与美国孤独地作斗争。

　　但是，历史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踌躇满志的戴高乐对抗美国的计划，却由于内乱而告终结。

　　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戴高乐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法国的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随后，戴高乐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1968年5月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

　　1968年2月，已经成为戴高乐主义文化所憎恶的形形色色法国青年乐园的法国南特尔大学，摇滚乐、汉堡包及由口服避孕药带来的性革命，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学生要求取消男女学生的宿舍隔离，戴高乐说“学生同居是绝对不准许的”，并且取消了只要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任何人都可以自动升入大学的权利，制定了择优录取的入学办法，引起南特尔大学学生更加强烈的不满。学生们步行约19公里来到巴黎，占领了巴黎大学，随后演变成一场暴力事件。5月6日晚，在与警察的对抗中，400余名学生受伤，200名警察被送进医院。

　　警察的暴力行为震惊了巴黎市民，他们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两万名学生和他们的同情者聚集在凯旋门，政府全面瘫痪。随后，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370人受伤，近500人被捕，100多辆车被烧毁。警察与巴黎人民的关系受到严重也许是永远的破坏。法国全国舆论大哗，矛头直指政府，法国总工会组织了大罢工，25万游行者高呼口号，要求戴高乐辞职，10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公开要求将军下台，口号中还有“10年──受够了！”“戴高乐该进博物馆了！”工会组织对他们鼓动起来的罢工失去了控制，学生们仍然在寻衅闹事。10戴高乐被迫宣布下野。

　　戴高乐的下台，使得对美元的激烈攻击宣告结束。戴高乐的现代化政策促成了青年反叛运动的诞生，这些反叛的年轻人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表示怀疑，并对社会稳定提出了挑战。戴高乐成了自己成就的牺牲品。

　　79岁的戴高乐下野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只带走了两个常年使用的书柜，他按新书柜的价格付了款。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心脏病猝然逝世。蓬皮杜总统于次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随着戴高乐的离世，法国孤独的抗争宣告结束，美国人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戴高乐对美元的对抗，却成了很多国家的表率，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到1971年，由于美国经济衰弱，美国的黄金储备已无力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随后，欧共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也相继宣布实行自由浮动。1973年，随着固定汇率制度的垮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让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束缚，更加随心所欲地通过美元强权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饱受美元洗劫之苦，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危机，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等等。

　　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注定要成为国际货币不断恶化的根源，迫使欧洲人追寻更加独立的货币体系，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欧洲一体化起锚

　　欧洲统一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主教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但他追求的是宗教的统一。公元8世纪末，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做了统一的尝试，他打败各族的“野蛮人”之后，在欧洲联合思想的指导下，和利奥三世合作，建立了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公元16世纪的查理五世和公元17世纪的路易十四，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拿破仑皇帝，都曾力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政权。

　　武力结成的同盟，并没有因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明和利益结盟来得牢固。诚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

　　18世纪，“美利坚合众国”在美洲大陆诞生以后，欧洲统一的思想空前高涨。法国的孔斯当、比舍、勒南，意大利的焦贝蒂、卡塔奥、马志尼，德国的康德、希尔德布兰德，英国的潘恩、霍布森、洛里默等哲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通过他们的著作表达了一个共同美好的愿望──建立“欧罗巴合众国”，实现欧洲统一。

　　一盘散沙的状态，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深重的灾难。国家间的竞争和由此带来的战争逻辑，最终把欧洲诸国推入深渊。1914～1945年，除了中立的瑞士以外，欧洲其他国家无一例外的结局是：经济都崩溃掉了。仅仅30多年的时间，欧洲就从世界主人沦落为一个需要外部给予食物与保障的弱者。欧洲势力只能退回本土，放弃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对外扩张，退回到自己的根基上去，就像那些海外移民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国那样。欧洲在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却给足了美国快速发展和崛起的空间。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欧洲不走向一体化，就走不出战争的轮回，所有积累的财富都有可能重新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时势造英雄，也造就了高屋建瓴的思想家。他就是奥地利的理查德尼古拉斯?库登霍夫-卡勒基伯爵，20世纪欧洲统一思想的先驱，或者欧洲统一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库登霍夫-卡勒基的父亲是一位具有荷兰人和希腊人血统的奥匈帝国外交官，母亲是日本人，所以，在他的思维中“很少有民族的概念”。

　　1923年，库登霍夫-卡勒基出版了著作《泛欧洲》。他认为，为了争取持久和平，避免受到敌人威胁，只有两种有效选择：不是把敌人消灭，就是争取走化敌为友之路；或者选择通过调节的办法达到和平的目的，或者下决心把敌人消灭干净后达到和平的目的，必须二者择一。库登霍夫–卡勒基的结论是：要使欧洲摆脱战火，拯救欧洲的办法，就是要把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所有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成一个联邦国家。该书在成为一种号召的同时，也起到了纲领性文件的作用。

　　库登霍夫-卡勒基的著作，迅速被翻译成欧洲各主要语言流传开来。第二年即1924年，就已有许多人签名支持他，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全欧洲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再次饱受战火蹂躏，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在悲剧发生以前，库登霍夫-卡勒基就已经明确发出预言。

　　曾与库登霍夫-卡勒基交谈过的英国政治家丘吉尔，重新提出了欧洲统一的思想。他说：“在欧洲大路上不设立任何边界……在这辽阔的领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真实地感到‘我在这里很自由自在，我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让我们合到一块儿来吧。”

　　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如果我们要把欧洲从民穷财尽、彻底垮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对建立欧洲大家庭树立新的信心……我们必须创建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那样的联合组织。”

　　但是，要把欧洲统一起来，必须由两个核心国家共同完成──法国和德国。库登霍夫-卡勒基早在1923年，就已把法德和解视为打开西欧统一大门的钥匙。这是真正的远见卓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与法德关系的发展始终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建立在法德和解基础之上的。

　　1948年，欧洲联合拥护者大会在海牙召开，人们各抒己见，表达建立欧洲联盟的愿望。1948年4月16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立，其任务虽然主要是分配美国援助，但欧洲人从此走上了合作之路。

　　真正开启一体化征程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

　　天才库登霍夫-卡勒基在他推行泛欧运动的过程中，阐明了德法两国煤炭、钢铁生产合为一体，形成“泛欧冶金工业”，并实行统一关税。这一理论深深启发、影响了许多人。法国人让莫内设想了一套方案──迄今为止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基础的文件，随后提交给了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后来该文件以“舒曼计划”的名称载入史册。

　　“舒曼计划”的内容，包括建立一个能统一管理煤矿、铁矿、矿渣和钢等冶金资源的欧洲跨国机构。统一开发煤钢生产，不仅能使法国得到它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建立起更广泛的经济联系，达到推动战后受损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还能推进政治领域的合作，从而避免出现某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军事威胁的现象。

　　“舒曼计划”首先取得了原西德外交部长阿登纳的赞同，随后又赢得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四国的支持。

　　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正式成立，开创了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新纪元。它打破了只有在国族──国家政府间开展合作的传统做法，在经济领域中进行广泛的联合，通过创建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各国的煤钢生产和销售，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欧洲政治联邦，推动欧洲统一。煤钢共同体的主要机构除了有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高级决策机构外，还有一个议会和法院。在短短的几年后，这套组织系统就成为欧洲共同体下属的相应机构了。19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为什么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呢？

　　法国和德国将煤钢产业置于一个共同机构管理以后，就自然产生了汇率、税收、薪金等其他问题上的共同管理问题，也包括“政治外溢”，向欧共体委员会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和成员国内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次国家行为体施加额外的政治压力，推动一体化进一步前进。一体化符合它们的利益，久而久之，一体化就会形成跨国结盟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局面。

　　新功能主义具有很强的“专家治国论”倾向，认为超国家机构和个人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合作的开始阶段，技术官僚们达成共识，应当继续推进一体化，扩大一体化的范围，授予共同体机构更多的权力，鼓励各种社会团体行动，支持加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力度。国际机构的建立，也使得权力集中到超国家机构官员手中，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一体化进一步向前发展。”

　　欧洲煤钢共同体是库登霍夫–卡勒基泛欧洲思想的实践，它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经济合作扼杀战争的火苗，为欧洲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因为煤炭和钢铁是当时支撑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将这两个部门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以后，就可以阻止法国和德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所以欧洲安全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主要目标，部门市场一体化仅仅是手段。例如，1952～1953年，关于欧洲政治联盟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建议都被提交给了法国议会，并且几乎都被接受。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包含了希望政治一体化的迹象，因为其前言宣称要力争实现“一个日益紧密的欧洲人民之间的联盟”。

　　然而，相关国家在自身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痛苦取舍，让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法德之间的宿怨

　　法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这种辉煌深刻地印在法国人的记忆中，从戴高乐到2012年5月当选总统的奥朗德，无不流露出重塑法国历史上曾有的无上辉煌的愿望。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法国领导人的这种魂牵梦绕的情结，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

　　因此，要了解当今的欧洲危机，要了解法国和德国在欧债危机过程中的立场、选择，必须了解这段历史。

　　法国的民族自豪感在查理曼(查理大帝，742──814年)统治时代达到极致。查理大帝似乎为扩张而生，他一生中进行了53次扩张战争。建立起了西起大西洋，东止多瑙河，南到地中海，北抵波罗的海，囊括了当今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及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2/3以上土地的庞大帝国，史称查理曼帝国。843年，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法兰克王国即今天的法国，东法兰克王国即德意志，介于两国之间的地区，北起北海，南抵意大利中部为意大利王国。

　　法国一直试图恢复到查理曼帝国时代，但它基本是靠蛮干来实现目标的。1793～1815年，欧洲各国为了对抗新兴资产阶级法国，先后七次结成反法同盟，尽管前五次法国都取得了胜利，但力量终归有耗尽之时。法国在第六次(1813年)、第七次(1815年)与反法同盟的战争中失败，元气大伤。

　　法国的政治家太缺少中国战国时代的智慧。战国后期，秦国势力日强，公孙衍与苏秦先后游说六国，联合抗秦即“合纵”，而秦国则用魏国人张仪以“连横”破解，最终统一天下。如果法国当时也用各个击破、化解反法联盟的策略，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历史不能假设。法国和德国的恩恩怨怨，随后又拉开了序幕，这对后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英国和法国在数百年前，就各自发展成为主权民族国家，而德国很晚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王权意志在德意志从未达到中枢地位。而在法国，君主权力是在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巩固起来的，让法国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而在德意志，封建主义及其一切伴生现象却还残留了数世纪之久。1800年前的德意志地图常常被描绘成像一件“狂欢节日穿的短上衣”。它包含314个邦和1 475个庄园，总共有1 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

　　一直到1871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德国还是由分布于神圣罗马帝国政治、文化和军事疆域边边角角的一系列弱小、分裂的小邦国所构成的松散联合体。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时代，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弗里德里希二世崇尚武力，他说：“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乐一样。”他在德国历史上树立了通过创建一支军事力量、一支征服军来展示力量的榜样，被后来的俾斯麦和希特勒所仿效。

　　1815年，德国联邦成立，德国统一的进程，以及现代德国货币和银行业的发展，才真正起步。1834年，德国关税同盟创立，成为德国从分裂的小邦国联合体迈向真正统一的重要一步，18个成员邦国之间创建了单一市场。1838年，关税同盟创立了一种松散的统一货币，即联盟塔勒，将各邦国的分散货币统一起来，形成了单一货币。单一货币是促进德意志帝国诞生的天赋资源。

　　俾斯麦是对德国统一具有巨大贡献的卓越政治家。他的一句名言是：“天下的大问题，并不能靠议会辩论就能解决，唯有靠铁和血才能做最后的决断！”俾斯麦是一个内心极其强大的人，哪怕在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也不会有丝毫沮丧，而是被激发出来的意志鼓舞着去面对。

　　俾斯麦发动了三次战争，即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俾斯麦使用非凡的外交手腕，神奇地诱使奥地利与普鲁士联手，共同进攻丹麦)、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1年的普法战争。令人称奇的是，俾斯麦在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发动三次战争未遭到任何国家的干预。俾斯麦的外交才能，真可谓登峰造极！

　　俾斯麦发动的这三次战争都是“建立统一的德国的必要条件”。第一次战争，俾斯麦得以巩固其在普鲁士国内的地位，并为击败议会反对派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战争，永远消除了奥地利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普鲁士在北部的霸权。第三次普法战争则使南德意志诸邦接受普鲁士的庇护，同时粉碎了用“铁与血”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一切要求。

　　对德国意义最大的是普法战争，它是德国政治和货币最终统一的催化剂。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精妙绝伦的战略是普法战争的主要推手，而法国议会和军队对法国军事实力愚蠢之极的高估，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推翻了女王的统治，王位虚悬。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由普鲁士国王的堂弟(西班牙国王的女婿)继承西班牙王位，西班牙新议会接受了俾斯麦的提议，此事震惊了法国。因为，如果普鲁士和西班牙联盟，法国将腹背受敌。而此时的俾斯麦急需一场战争，为统一德意志扫除障碍。他同军方人士一起删改普鲁士国王的电文内容，使之对法国带有侮辱口吻。拿破仑三世果然在看到电文后恼羞成怒，于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但法国军队无论在数量、速度还是在战斗力方面，都远逊于普鲁士军队。9月1日，法国皇帝竖起白旗投降，10万法军成为普鲁士军的俘虏。此战，法军损失12.4万人，普鲁士军只损失了9 000多人。

　　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他们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普鲁士军。在9月5日以后的3周时间里组成了194个国民自卫军新营，使国民自卫军总人数达到30余万人，加上13万正规军、11万别动队，法国的武装力量依然不可小觑。但是，法国的国防政府担心工人起义甚于普鲁士的入侵，他们一边以暴力镇压民众，一边故意用错误的指挥让国民自卫军白白送死。普鲁士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43个省，法国42万有生力量先后成为普鲁士军俘虏。

　　德国节节胜利之际，俾斯麦以纵横捭阖的手段，促使极不情愿的德国南部各邦国拥戴普鲁士国王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极尽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完全无视法国人敏感的民族情绪，竟然选择在路易十四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诞生。

　　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被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使用暴力手段，摧毁了阻碍德国统一的内外势力和德意志联邦的全部旧有关系，完成300多年来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并把德国带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德国的角色从此发生了变化──从饱受欧洲强邻的欺压和宰割，变成有能力欺负强邻并从中获取利益。

　　紧接着，俾斯麦开始和法国总统路易斯-阿道夫蒂尔斯就战争赔款进行谈判，俾斯麦通过讹诈策略，让蒂尔斯最终同意赔偿德国50亿法郎，同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

　　法国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写的《最后一课》，相信很多人都读过，《最后一课》通过阿尔萨斯省的小学生小弗郎士在普法战争时期最后一堂法语课中的见闻和感受，真实地反映了法国沦陷区阿尔萨斯、洛林的民众惨遭异族统治的悲愤心情和对祖国的热爱，读后令人动容。

　　德国从短暂的冲突中，处心积虑地赢得如此巨大的一笔战争赔款，尽管法国政府以快捷机智的手段还清了赔款，但是赔款问题从此成为积怨深重的法德政治博弈中的一个新的且不断恶化、溃烂的伤口。

　　从此，法国和德国不断在仇恨中延续仇恨，在复仇中延续复仇。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法国一雪前耻的机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不再有俾斯麦那样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快速的发展和崛起，让这个国家开始变得自大起来。德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坚定地相信，其优越的战略战术将赢得胜利，并获得经济赔偿。德国的货币理论家和财政部长卡尔赫尔弗里希在1915年向德意志所做的报告中竟然说：“这场战争的煽动者已经为我们赚了数十亿元，未来数十年内深陷债务不可自拔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29

　　以往几次战争的迅速胜利，让德国人坚信，他们也能在1914年速战速决，许多人认为战争很快就会在当年的圣诞节前结束。

　　一位历史学家曾豪情万丈地写道：德国对丹麦的战争，检验了普鲁士宝剑的锋利和普鲁士战略的大胆与巧妙；在普奥战争中，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威力则同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进行了较量；普法战争则证明，威廉国王军队的整编和前两次战争已使德军日臻完善，因而，我们的首相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我们德意志人除了怕上帝，不怕世上任何人”。30

　　因此，俾斯麦曾经立下的不与俄国为敌的原则被抛弃，德国同时在两线作战──西线与英法联军作战，东线与俄军作战，战争很快陷入对峙阶段。但此时的德国根本耗不起。1916年7月，英法军队为牵制德军，对索姆河畔发动进攻，这场历时5个月的战役，使双方死伤了100多万人。1918年1月，德国强迫苏联签订了掠夺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把精力集中放在西线作战。但此时，美国也加入了英法阵营，德军变得更加被动。1918年11月，德国投降，德意志帝国在它挑起的世界大战中覆灭。

　　战胜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掠夺德国的机会。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法国选择这一天，是有意羞辱德国，因为它正是48年前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日子。实际操纵这次会议的，是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三个国家都企图利用和掠夺德国，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法国为了打倒自己的宿敌，主张肢解德国，索取大量赔款并建立对德国的经济监督，而英美不想过分削弱德国，以免打破欧洲的势力均衡，让法国坐大。

　　但战争后果依然让德国人惊呆了！

　　《凡尔赛和约》除了把战争责任全部加到德国及其盟国头上，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德国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被英、法、日等国瓜分，包括中国的青岛被日本占领；德国将近1/7的领土“让还”给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10月28日～1992年12月31日存在的联邦制国家。──编辑注)、波兰以及丹麦等(如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法国承认并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德国确认取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二是军事条款，规定莱茵河右岸为非军事区，德国无权设防；莱茵河左岸地区则由协约国占领15年，占领费用由德国负担。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等。三是关于赔款和经济条款。在1921年5月21日以前，德国必须付出200亿金马克的现金或货物(煤炭、牲畜、建筑材料等)；德国关税不得高于他国；协约国对德国输出输入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奥得河、聂曼河和多瑙河等被宣布为国际河流。

　　《凡尔赛和约》是一个赤裸裸的掠夺性条约。德国因此丧失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和730万人口，特别是萨尔兰和莱茵河左岸地区被占领，使德国丧失了75%的铁矿、44%的生铁生产能力、38%的钢生产能力和26%的煤炭产量。德国在经受战争浩劫之后，又遭到协约国新的掠夺。

　　战争赔款后来又进一步加大。在1921年1月举行的巴黎会议上，协约国赔款委员会规定德国应偿付的赔款总额为2 260亿金马克，德国的全部财富特别是全部海关收入作为赔款的保证。德国政府对此不予理会。西方国家在3月占领了德国的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鲁尔奥特等城，并建立起一个莱茵关税区，对德国其他地区输入该关税区的货币征收50%的关税(后改为26%)，上缴给赔款委员会。

　　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赔偿为借口，出兵占领了鲁尔区，把德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因为鲁尔的被占领意味着德国损失了88%的煤、96%的生铁和82%的钢的生产。德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如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

　　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德国政府难以通过增加税收和向公众借款的方式筹得资金，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印制钞票。另外，1923年，鲁尔区的工人举行罢工以反对法国的行为，德国政府积极向罢工工人提供资金，进行“消极反抗”，结果，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德国政府只能印制更多的钞票来支付高额的支出。印钞机一天就印刷出600 000亿马克新钞票。德国的流通货币量，从1921年的1 200亿马克，激增到1923年9月的497 000 000万亿马克。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导致了物价水平的爆炸性上涨，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 000 000%。而另一个研究结论更加可怖：德国1923年年底的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近20亿倍。到1923年，德国经济完全崩溃，1月，马克跌到18 000:1美元，到11月，再跌到40亿:1美元。以后的数字就以兆计算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法国为首的战胜国对德国的肆意掠夺，在德国人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甚至比当年法国对德国的仇恨更为强烈。在这种仇恨的火焰下，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1月当选德国总理，德国人又开始了复仇之旅。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的统治虽然只延续了12年，但考虑到他给世界带来的不幸和灾难，希特勒“千年帝国”的骄傲夸口不能说只是空话。以前历史上出现过政治恶魔，正像出现过残酷的暴君和独裁者一样。但是，以前历史上却从没有一个政治恶魔掌握着如此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其恶魔计划。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成为一个赤裸裸的警察国家，通过权力手段和恐怖手段控制老百姓。纳粹建立的几乎所有机构都成为独裁统治的工具，“保护性拘留”、秘密监禁、残酷拷打、恐怖行为、杀害、纵火和抢劫成为“实施正义”的主要手段，集中营则是对付国内敌人、保卫纳粹国家的厉害武器。纳粹建立的所有机构──劳动服役队、各行各业的组织、青年组织、防空组织、街区民防队的复杂系统，全都被用于暗中监视老百姓并强迫他们听从“领袖”命令的工具。仅在萨克森州，就有16 069人被纳粹处决。

　　纳粹党人提出“谁控制了青年，谁便控制了未来”。小伙子10～14岁，要加入“少年队”，年满14周岁正式参加有统一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从一开始，少年队和青年团就把重点放在军事纪律、集体观念、职业培训和政治灌输上。同时，纳粹政权在上台的前两年里，共投入50亿马克改进基础设施、对私人住房提供补贴，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军工订货，赢得民心。

　　抛开这些不提，希特勒上台意味着：法国和德国仇恨、复仇的轮回又启动了。

　　1940年5月，德国人对法国发动了袭击。法国人自信的马其诺防线没有派上用场。德国军队出其不意地通过阿登山区──这里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法国最高军事指挥部认为现代军队不可能通过的地区，因此，这个地区既没有在马其诺防线的防御范围之内，也没有重兵防守。

　　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21日，希特勒坐在福熙元帅于1918年在贡比涅森林签署德国投降协定的同一节车厢里，签署了法国投降协定。

　　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冤冤相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如此分明地感受到。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布罗什所说，法国经历的是一次“奇怪的失败”，意外、迅速而且具有毁灭性。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德国吞并，法国最重要的北方和大西洋海岸地带由德军占领，法国只能占据很少的地区，在法国南部建立了一个孤立的“非占领区”，是贝当管理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叫“维希法国”。维希政权是一个党派斗争最激烈、最阴险的政府，它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内部斗争上。

　　由于维希政权的“配合”，法国的经济完全掌握在德国人手中，遭到德国人的盘剥。到1943年，德国攫取了法国40%的工业产值和15%的农业产品。法国人生产的1/4的肉制品以及半数以上的新飞机、汽车和机械设备被运送到第三帝国。法国成为德国战争原料的最大供应者，并且位列苏联和波兰之后，成为纳粹德国人力资源的第三大提供者。在战争期间，上百万法国人被转移到德国做苦力，此外还有160万人参加了纳粹军队。这些要求对已经衰退的法国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国的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通货膨胀成为普遍现象，物价在1940～1944年翻了一倍。法国人由于营养不良，健康状况遭受了严重破坏，维希政权期间，人们的平均寿命缩短了8年。

　　德国占领法国，最希望得到的是法国的黄金储备。但是，早在1938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战争无法避免，法兰西银行就着手为即将来临的德法冲突做准备，将银行2 430吨黄金储备转移到安全地带，远离德军未来可能经过的任何进攻路线。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打响之后，法国将400吨黄金转移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和土耳其。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电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法兰西银行行长福尼尔下令将所有剩余黄金储备转移到海外。1940年6月18日深夜，冒着德国的狂轰滥炸和机枪扫射，法兰西银行将存放于布列塔尼布雷斯特军港及周边地区的726吨黄金，装上由大小船只匆忙组建的舰队，驶往法属西非地区达喀尔。最后一艘黄金运送船离开港口数小时后，德国就攻入了布列塔尼。

　　德国人费尽心机试图掠夺法国转移到海外的黄金储备，但最终无功而返。法国人虽然丧失了尊严，却保住了他们的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侵占的痛苦经验，深深铭刻在一代法国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心灵深处。其中，有好几位是戴高乐总统的经济顾问。如1941年1月在法国反犹立法浪潮中被迫辞职的法兰西银行副行长鲁夫，成为戴高乐政府最著名的货币顾问，坚定地主张以黄金作为货币的储备支持。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曾是鲁夫的亲密同事，后来担任法国外交部长长达10年(其间短期担任财政部长和总理)。雅克布鲁和维尔弗里德鲍姆加特纳都是战前法国负责货币事务的要员，战后都曾经担任法兰西银行行长。

　　面对如此痛苦的记忆，法国和德国还能够走到一起吗？

　　从仇恨走向和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分割成四大块，分别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占领。1948年2月，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合并，形成苏联占领的“东战区”与西方三国占领的“西战区”相对峙的局面。1949年9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团主席阿登纳(1949～1963年担任四届总理)当选为首任联邦共和国总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原西德，以下简称联邦德国)正式成立。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原东德，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正式成立。

　　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四原则是：民主制(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法治(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受法律约束)、联邦制(指发挥地方的主动性，防止中央机构滥用权力)和福利国家(国家有义务为每一位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并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努力)。

　　历史总是因伟大的人物而发生改变。

　　在阿登纳身上，时时流露出俾斯麦的影子，他继承了俾斯麦的智慧而不是“铁血”。阿登纳看到了西方国家与苏联在德国的利益冲突，也看到美国极力想把联邦德国变成西方抵御苏联势力向西向南扩展的前哨阵地，便通过靠拢美国、与法国和解以及与西方结成经济、军事同盟，使联邦德国重获完全的主权，并自立于西方世界之林。阿登纳认为，联邦德国的当务之急是与西方“一体化”，与西欧“一体化”，为德国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

　　就在联邦德国成立的当年，阿登纳政府不惜付出承认萨尔区国际化地位以及被迫参加鲁尔国家管制机构的代价，换得联邦德国获得对外领事权和占领国停止拆卸重工业设备，联邦德国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伙伴。

　　1950年3月，阿登纳建议成立欧洲联盟，同时建议德法组成同盟，以调整两国间关于萨尔区和其他方面问题的分歧，并使德法同盟成为欧洲联盟的基石。

　　德国已经认识到，如果不与法国和解，德法之间的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而在这种仇恨与复仇的烈焰中，积累的财富就会毁于一旦。此外，只有德国人设法减少反对德国的力量，德国的和平才有保障，德国的前景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痛定思痛，德国决心走出这种轮回。那么，此时的法国在想什么呢？

　　戴高乐的一句话概括了这一点：法国和德国必须尝试把历史的进程颠倒过来，使我们两个民族言归于好，并把两者的力量和才能联合起来，实现法兰西的伟大复兴。

　　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法国，一时很难恢复世界大国地位，其战后首要任务是制定一项能有效确保其安全、复兴和强盛的欧洲政策，而欧洲政策的重点和重心是对德政策。法国的欧洲联合主张、一体化设计，都是视德国为首要对象，从对德关系出发提出的。

　　法国的目的是，消除德国复兴和强大的威胁性，把德国纳入一个欧洲一体化的国际机构中，从而有效监督、控制和制约德国，即“把一个占优势的力量与处于劣势的力量融合起来，以便对它们集合的力量进行共同控制”。44

　　法国这时候愿意让渡一部分权力，建立欧共体，拿戴高乐的话来说，就是“放弃某些主权权利不是为放弃而放弃，而是一种必要”，法国深信，如果联盟增加某一国影响邻国的权力，该国主权就会提升而不是降低，法国就能成为受益者。

　　法国力推欧共体的战略目的，就是要把德国牢牢套在以法国为中心，法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欧洲一体化当中。用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话说，就是“欧洲联合将由法国和德国完成，法国是赶车人，德国是马”。这就是法国的欧洲政策和对德政策的核心。

　　法国对德政策和欧洲一体化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相辅相成合而为一。没有以法德和解为基础的法德谅解与合作，也就没有法国的欧洲一体化倡议。对法国而言，欧洲一体化是制约和套牢德国的一根缰绳和一把保险锁，是法国通过强国之路的有效依托和保障。这意味着，法德两国在和解、合作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愿望。

　　当法国外长舒曼在1950年提出“把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共同的最高联营机构管理之下”的建议时，德国立即抓住这一良机迅速而坚定地做出响应，使“德法之间进行任何战争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再具有可能性”，“庄严地结束了两国人民过去由于互不信任、竞争和利己主义所造成的彼此一再兵戎相见的状态(阿登纳语)”，通过参加共同体，终结法德世仇而成为睦邻、友好、合作的联盟伙伴。

　　法德和解是发动和实现欧洲一体化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和政治基础，没有法德的谅解与合作，欧洲一体化是无法想象的，更是不可能的。

　　1949～1963年，法德逐渐消除疑虑和隔阂，建立了伙伴信任关系。在这个阶段，法德化敌为友，共同创建了三个共同体，使西欧经济一体化初具规模。

　　1957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等国，根据《罗马条约》组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条约要求签字国组成关税同盟，要求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当时，欧共体中，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最强，它占六国共同体经济总量的比重近40%，比法国高出50%。尽管德国经济实力遥遥领先，但战败国的帽子加身，德国成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德国必须借助法国，依托共同体，复兴发展自己，争取国际平等地位。因此，德国在共同体内极力采取低姿态的克制政策，多做事、少出头，甘当法国的配角。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2011年，法国的萨科奇第一个承认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并率先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而德国则相对低调、中庸。如果懂得法德两国合作的起点和初衷，就很容易明白两者的行为方式为何如此不同了。

　　当时，法国在戴高乐执政时期也力图借助德国和欧共体的力量，发展成为能与美苏并立的“第三大势力”，“恢复法国在世界上的第一流强国地位”。

　　在这个阶段，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倡导者、设计者和组织者，三个共同体主要是按照法国领导人思想(先是莫内-舒曼的欧洲观，而后是戴高乐的欧洲观)塑造、建设和发展的。法国掌握着方向盘。法国也清楚，离开了德国，欧洲一体化将毫无意义，法国也将一事无成，必须把法德合作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因此，当时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把法德合作共同建设欧共体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德国和法国尽管在目标上一致，但在具体利益上是不同的。德国想借助法国的力量，重新实现自身的崛起。它一方面希望自己借助这种力量成长、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又不想太受制于法国，想借助美国的力量为法国打开一个突破口。

　　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一直利用西方各国之间、西方与苏联的对抗，为德国寻求机会。

　　于是，阿登纳不断提醒美国，共产主义对其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联邦德国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而联邦德国可以成为对抗苏联势力扩张的一员。因此，从《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签署之日起，他便一直盼望德国能够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一点的确打动了美国，却让法国寝食难安。一旦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它对法国的依赖必然减弱，法国还能在法德合作中获取最大利益吗？因此，当美国在1950年9月举行的北约理事会上，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议案时，法国立即起而反对，并且在北约接纳联邦德国的问题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阿登纳并不放弃努力。1952年5月27日，联邦德国和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签署了将建立“欧洲防务联盟”的条约，德国社会民主党宣称，德国加入欧洲防务联盟违反了《基本法》。除非改变宪法，政府必须在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获得2/3多数，如果得不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这一点是无法办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设法使总统撤销了有关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解释的要求，使《欧洲防务联盟条约》于1953年3月通过简单多数获得通过。在同年9月进行的选举中，阿登纳得到了他所需要的2/3多数，对宪法进行了修订。但是，“欧洲防务联盟”条约于1954年8月30日被法国国民会议否定，条约遂无法落实。

　　伟大的人物共有的特点是，不因坎坷而退却，不因挫折而放弃。

　　阿登纳政府利用智慧，继续寻找协调西方盟国同联邦德国关系和确定联邦德国军事欧洲化的办法。1954年10月，“煤钢联营”六国和美国、英国、加拿大云集巴黎，签署了《巴黎协定》，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允许德国建立一支50万～52万人的正规军。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联邦德国恢复了完整的主权，也完成了加入西方联盟体系的过程。在此后的日子里，联邦德国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阿登纳政府而言，最幸运的是，1955年10月23日，在萨尔居民的自决投票中，2/3以上的多数人拒绝法国式的“欧洲化”，随后，萨尔区议会要求回归联邦德国。从1957年1月1日起，萨尔区正式成为联邦德国的萨尔兰州。

　　阿登纳利用美国和法国、西方与苏联的对抗，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向美英两国提出，在北约内成立以美、英、法为核心的领导机构，遭到拒绝后，法国加强了与德国的关系，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来抗衡英美。1963年，阿登纳访问法国，与戴高乐签订了德法《合作条约》，成为德法真正和解的标志。

　　法德两国很快从仇敌关系变成蜜月关系。德法两国领导人开始频频接触，1958年秋季～1962年，阿登纳与戴高乐通信达40多次，会晤15次，总计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会谈。

　　法德和解成为改变欧洲命运和趋势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没完没了的战争，在欧洲结束了。没有人会再害怕一个崛起的德国或法国，因为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通过法律和规则链接成了一个体系。欧洲国家不再进行军备竞赛或建立区域的同盟，各个国家的利益通过共有的弱点、集合的主权以及真诚坦率的态度进行维护。

　　法德和解开启了整个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自从德国与波兰解决了奥得河与尼萨河边界问题之后，各成员国之间的大多数领土争端目前都已经平息了下来。欧洲一体化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征就在于，消除了成员国之间建立了数百年之久的国界。这一过程首先是由建立单一市场推动的，后来又随着《申根协定》的签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废止了大多数欧盟国家对内部边界的控制权，并在最后通过采用单一货币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