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共和党人布朗出人意料当选麻省参议员，接替肯尼迪家族最后一位政坛风云人物——爱德华·肯尼迪，一举打破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强势。疲惫的奥巴马承认，败选“反映出美国民众感到愤怒和沮丧”。寒风中，奥巴马迫切需要突围，白宫需要新的替罪羊，人民币成为最终的目标。    

　　2010年初，一场百年未遇的暴风雪席卷整个美国东北部。    

　　在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和金融中心纽约，雪深及膝，许多中小学紧急停课，商店关门歇业，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在国会山下的国家大草坪，昔日游人如织的必到之地，因大雪一片苍茫，只有几个勇敢的美国年轻人，趁机在厚厚白雪上享受着免费的滑雪机会。    

　　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就在这凛冽寒意中，一场由美国发端的汇率之争正在浮出水面，并在随后的日子里迅速蔓延并席卷整个世界。    

　　可以预见的是，这场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主轴的争端，事关中美两大国的金融战略，更事关中国能否顺利崛起，也必然影响到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世界经济金融格局。

　　中国被描绘成“经济恶魔”    

　　2010年1月19日，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即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麻省)，英俊潇洒的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出人意料的以52%的支持率当选该州参议员，接替辞世的肯尼迪家族最后一位政坛风云人物——爱德华·肯尼迪。    

　　麻省一直是民主党的堡垒，被刺杀的美前总统肯尼迪的三弟爱德华，素有“自由派雄狮”的称号。作为美国第一政治家族，肯尼迪兄弟一直是麻省的精神领袖。在他们的影响下，过去二十年，麻省还从未有过保守派参议员。    

　　小帅哥布朗的“中举”，随即也成为美国政坛格局变化的先奏——民主党在美国参议院的强势不再。在参议院，议案通过必须要有60票支持，而布朗的关键性胜选，使得民主党的席位降到了59席。    

　　麻省的变动，让在白宫监控选情的奥巴马大惊失色！    

　　《纽约时报》当时的一篇评论就一针见血指出，当初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帜，一举攻破共和党盘踞的白宫堡垒，但现在麻省民众厌倦了奥巴马无法兑现的口头承诺，以同样希望“变革”的心态，改变了民主党在麻省的垄断政治地位。    

　　换言之，奥巴马的“变革”让美国人感到了“审美疲劳”，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变革”，共和党人也就顺势再度崛起。    

　　这样的结果，自然让白宫大失颜面。波士顿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贝里评论说，昔日舆论宠儿的奥巴马，现在面临“一场灾难”。    

　　一天后，一脸倦容的奥巴马出现在了美国广播公司直播间，他承认自己对麻省败选负有责任，布朗的胜选“反映出民众感到愤怒和沮丧”。    

　　“当初把我推上总统职位的因素，现在促成了布朗的胜选。”奥巴马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但作为政治家，他也在高明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强调，美国民众的情绪，不仅仅源于过去一两年的事，“还源于过去8年间发生的事情。”    

　　奥巴马的潜台词就是，他接受的是共和党人小布什留下的“两场战争，一场经济危机”(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烂摊子，这使得他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焦头烂额。    

　　领导人都晓得为自己开脱，助手们自然更须为主分忧。时任白宫发言人的吉布斯就颇为“委曲”地说：“(民众)怒火对准我们，因为我们在执政。”    

　　奥巴马对时局的走向清醒和无奈。一年前，极高的支持率将他送进白宫，笔者曾目睹过当时华盛顿就职仪式的万人空巷。但一年后，高企的失业率，攀升的财政赤字，备受争议的医改法案，几乎耗尽了他的政治资源。    

　　在聊到奥巴马执政得失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就对我说，当时的最根本原因，无疑是10%左右的高失业率，这让美国人开始对奥巴马失去了耐心。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没有事情比工作更重要，没有了工作，生存就面临问题，政府自然是首要指责目标。    

　　我就曾听到一些美国人嘲讽说，奥巴马当初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能”，不妨改成“是的，我们有时能”。    

　　我还看到，美国政治卡通网还刊出一幅“奥巴马总统的第一年”的漫画。画正中是英文单词“HOPE”(希望，奥巴马竞选时的口号之一)，但是首位字母“H”中间的短横跌落下来，变成了“NOPE”。“NOPE”，是英文中“NO(不)”的俚语。    

　　整个漫画的意思，就是奥巴马在白宫干了一年后，让美国人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入木三分，不留情面，这也正是美国政治漫画的特色。    

　　更让奥巴马忧心的是，2010是美国“中期选举”年。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四年一选，国会两年一选。2010年，正好是大选年后的中期选举：参议院将改选三分之一议席，众议员则全部重选。    

　　当时民主党掌控着国会的相对多数，有自己的同志在国会山配合，奥巴马执政比小布什得心应手了许多。但一旦失掉中期选举，按照美国的政治术语，奥巴马将势必面临掣肘，可能沦为“跛脚鸭”(LAME DUCK)。    

　　时间紧迫，政争激烈，奥巴马迫切需要突围。对政治家来说，最好的危机公关，就是转移焦点。    

　　于是，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远在万里之外的人民币，成了白宫最终的替罪羊。    

　　新的一轮对人民币的攻势由此展开。从过去数年的中美博弈中，我们其实也可看出这样一个规律，每逢重大选举，中国议题必定会发酵，美对华逆差则是重点，人民币汇率则是焦点。    

　　与往常由低级别官员打前阵不同，这次是奥巴马亲自出马。    

　　2010年3月11日，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发表演讲时，奥巴马突然提高声调称，“存在对外逆差的国家需要加大储蓄和出口，存在对外顺差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和国内需求”，中国应转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从而避免美国出口商处于不利环境。    

　　一般情况下，美国总统不直接谈论股市、汇率等敏感话题。但奥巴马这次明显越界了，法新社当时的一篇报道就解读说，“在中美政府关系微妙的动荡时期，美国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的压力”。    

　　在这之前，中美已因西藏、台湾军售等问题龃龉频生。    

　　不少观察人士对我说，奥巴马如此表现，足见内心的急迫。    

　　“因为在一些美国老百姓看来，美国失业率这么高，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压低了人民币，让美国人的就业岗位流到了中国。”陈志武对我说。    

　　此外，奥巴马推动的医疗改革、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法案都处于“攻坚”阶段，奥巴马迫切需要得到议员的支持，而议员们的核心利益，就是期望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奥巴马必然要迎合议员们的要求，对中国采取攻势。    

　　我注意到美联社当时有一篇分析文章就说，在批评中国货币政策方面，奥巴马“一马当先”，“奥巴马政府在两条战线上抨击中国，指责中国践踏本国公民人权、维持现有货币政策导致美国损失数百万就业机会。这种双重攻击显示美国越来越愿意与中国对抗，甚至激怒中国。”    

　　至于背后的原因，该文章也分析道：“议员们面临11月的大选，他们把攻击中国作为赢得那些担心自己饭碗的美国人选票的一个途径”。    

　　美国政客需要假想敌，并通过假想敌来提振民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国家是日本。当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后，这个目标，就成了中国。用美国媒体的话说，在美国政治家的眼中，使中国以具有超人力量的“经济恶魔”形象出现，“有助于他们与担心被外国竞争者抢走工作的选民建立联系”。    

　　美国总统发起了总攻动员令，某些政客自然更热于火上浇油。在国会山，以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为首的15位参议员联名致信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骆家辉，指责中国的“重商主义”正在损害美国产业的发展。    

　　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以“重税”抵消所谓币值“低估”，看谁比谁更狠。    

　　其后，130名美国国会议员在联名信上签名，对美国“软弱对华政策”心急如焚，他们的目的，就是必须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种“群情激奋”，让组织者之一、众议员蒂姆·瑞安也“感慨”道：“我以前真就没见过国会议员热情如此高涨。这背后有着强大联盟的支持，而且时机很正确。”    

　　美国民意汹涌，主管官员自不敢怠慢。在美国财政部，学过中文的财长盖特纳放话说，人民币应该升值，议员们的主张“表明了人们对这一点的感觉多么强烈”，“这对中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想重申，我认为，中国最终会意识到，这是符合其利益的。”    

　　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骆家辉则强调，美国将扫除原先的政策死角，不再让其他国家损害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他们之所以可以出动出击，是因为美国在对华问题上掌握着先机。    

　　按照美国相关规定，美国财政部每年发布两次汇率报告，一次通常是在春天的4月15日，另一次通常是在秋天的10月15日。如果中国不同意就犯，按照美国一些官员透露的口风，美国就将采取行动，在2010年春天的报告中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然后以此为名，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    

　　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地步。同意升值，不符合中国利益，更给人屈服于外界压力的印象；但人民币不升值，压力将继续上升，大规模贸易摩擦在所难免。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与美国对着干的后果，将很难估量。    

　　奥巴马政府图穷匕见，也让世界其他政治家忧虑重重，他们担心冲突擦枪走火会酿成大规模的贸易战。我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当时就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西方强压人民币升值不明智，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就绝不会那么做”。    

　　“中国面临一种选择：设法当孤独的巨人，或者与他国合作发展。所有试图在全球化世界独自发展的国家都会失败。”    

　　渣打银行驻上海的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则警告说，美国和中国正走向可能造成动荡的对峙，“做好准备，面对有关人民币的全球争论将发生巨大变化”。    

　　中美展开多点交锋    

　　美方压力山雨欲来，考验着中国高层的应对能力。    

　　2010年3月的两会记者会上，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有关人人民币问题时，有备在先的温家宝总理说，他并不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这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反对各国之间相互指责，甚至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一国的汇率升值，因为这样做反而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温家宝如是说。一字一顿，绵里藏针。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也强调，日本和德国以及中国本币升值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无法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强压一国货币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    

　　这位来自中国南方的商务部长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其儒雅和温和，但在捍卫中国利益问题上，他也难以温和。他警告美国，如果其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伴随有贸易制裁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中方不会熟视无睹。   

　　中方除划出“底线”外，中国官员也在美国展开了舆论反击战，主角是陈德铭和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我注意到，在2010年最初的几个月，两人多次在美国主要媒体发表文章、接受专访，阐述中方原则立场。    

　　比如，在2010年3月21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中，陈德铭就以攻代守，强调只有美国取消在超级计算机和卫星等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限制，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焦虑症”才能得到真正医治。    

　　“如果一些国会议员坚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并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如果美国利用汇率启动新一轮贸易战，中国就会受到伤害，但美国人民币和企业受到的伤害会更大。”    

　　在2010年3月底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赴美磋商期间，用钟山对我讲的话说，“短短30个小时，我就出席了9场外交活动”。    

　　从效果看，在这一波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攻击中，中国对美国舆论的引导宣传取得极大成功，可以说积极效应超出了在以往任何一次中美争端中的表现。《华盛顿邮报》解读说，中国领导层对美国计划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感到愤怒。    

　　通过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中方在人民币汇率的坚定立场，也为美方所认知。在强压可能引发糟糕后果的情况下，美行政部门也不得不由原先的推波助澜转为更为理性地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        

　　以2010年春天钟山访美为例，为使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事发前中国商务部官员即和我沟通，探求如何更好表述中方立场；同时，商务部还安排多场媒体见面会，与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直接对话交流。    

　　在和美方多个部门的谈判中，据知情人士透露，面对美国的压力，中方坚决捍卫自己的底线，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方的基本立场有三点：        

　　第一，将美国失业增加归咎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并强迫人民币升值，否则就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第二，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从过去的经验看，汇率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良方，强压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不平衡问题。    

　　第三，中国并未操纵人民币汇率或低估人民币币值，如果美方以此为由对中国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引发贸易战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第一点是从理论上驳斥，第二点则是以基本数据加以解释，第三点则是中方的反制措施。在三个方面，中方采取了有理有据的攻击。        

　　比如，在第一点上，针对美方一些人士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钟山驳斥说这是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也不成立。        

　　“如果按照这样推理正确的话，中国也可用相同方法来推理美元低估了。”钟山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存在逆差，但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如果中国以服务贸易逆差认定，美元因此存在低估，美国人会不会同意。”        

　　在美国逆差成因问题上，钟山指出，其根源，不是中国进口太多，而是美国出口竞争力不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出口管制，自废武功。这就要求美国拿出实际行动，彻底改变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美对华出口管理措施是典型的冷战产物，不仅对中国不公平，也严重制约了美最具竞争力产品的对华出口，导致美国企业错失中国市场商机。”钟山指出。    

　　根据中方的数据，2001年至2008年，美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8.3%降至6.3%。钟山表示，如果美国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仅仅维持18.3%的市场份额，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可达到600多亿美元。    

　　陈德铭也认为，美国要降低对华贸易赤字，增加出口，最佳方法就是放松出口限制。而美国的限制，其实是束缚了自己。他举例说，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后，为加强救援能力，他就购买直升机引擎问题同美国商务部进行了接触，但被告知需等待五角大楼的批准。但这一等待变得遥遥无期，后来中国购买了俄罗斯的引擎。    

　　在地震救援这个人道主义问题上，美国尚如此泛政治化，足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另眼看待。但一方面要让中国增加进口，另一方面又不愿向中国出口核心竞争力产品，美国很难鱼和熊掌兼得。    

　　另外，中国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结果，通过提高人民币汇率，看似可以缩小部平衡，但实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问题。    

　　数据就很说明问题。在 2005至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了21%，但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对美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0.8%。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贸易顺差下降34.2%，对美贸易顺差下降16.1%。    

　　基于此，2010年3月18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发表长篇社论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但这是错误的，中国有权抵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这篇题为《元成为替罪羊》(The Yuan Scapegoat)的社论指出，在目前围绕人民币汇率争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存在错误，事实是，世界并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货币市场，各国货币供给由各国央行控制。由于美联储控制着美元的供应，因此在美元币值问题上，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影响力。    

　　另外，固定汇率并不少见，也非洪水猛兽。在过去60多年，包括美元在内许多货币都曾实行过固定汇率，此举有助于减少投资风险，促进贸易和资本流动。社论指出，在过去十余年，中国实行人民币对美元固定汇率，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繁荣，也促进了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世界贸易和经济也带来极大好处。        

　　由此，这篇社论认为，中国有权抵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幅升值会损害中国经济增长。日本屈服于美国压力大幅升值日元从而最终陷入“失去的十年”，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正带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世界需要中国的力量，人民币升值损害中国经济，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对于不少经济学家颇为赏析的人民币渐进式升值，这篇文章也分析说，这其实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后果，因为这将导致人民币面临更大压力，考虑到美联储目前的接近零利率政策，大量国际“热钱”会因此涌入中国。    

　　进攻总是最好的防守。在为中国人民币政策辩解的同时，中国官员也在美国美元政策上采取攻势。比如，在2010年春访美期间，钟山就强调，美方关心人民币汇率，中国也同样关心美元走势。道理很简单，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元汇率如有变动，将导致中国在美成千上万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出现巨大损失。        

　　中国官员的表述口径，也就变得极具辩证意义。那就是：中方认为不仅应当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也应保持美元货币政策的基本稳定。钟山就说：“美元的大幅贬值必然对世界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不论是人民币的大起，还是美元的大落，都不符合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利益。”        

　　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中方变守为攻的辩护，美方当时表示难以接受，并指责中国强硬的态度对美国国内反华舆论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当然，在中方内部各部门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存在微妙的差异，商务部关注中国的对外贸易走势，因此相对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但中国人民银行则出于控制通胀和政策的连续性考虑，对推进汇率改革持乐观态度。    

　　但在外国压力下被迫升值，则是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所无法接受的，一旦接受，也势必成为政治灾难。美国《时代》周刊就说，中国领导层从来都不可能在华盛顿公然施压的情况下开始调整汇率，“因为他们担心在民众面前表现得过于软弱”。    

　　但对于中方因此划出的底线，据知情人士向我透露，美方也软化立场表示，美无意也不希望和中国发生贸易战，双方都存在政治上的压力，但美国政府无法控制国会议员的言行。言下之意，美方一些言行也不无政治姿态，中方也不可过分解读。            

　　为避免局势失控，时任美国美国财长的盖特纳也开始小心地缓和对中国的攻击。    

　　2010年3月25日接受美国CNN等多家媒体专访时，盖特纳意有所指地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将会决定其汇率。我们不应强迫其做出改变。”盖特纳并且强调，他不担心美国会与中国发生贸易战，他并且相信中国会以自己的理由来决定结束人民币紧钉美元的政策。        

　　以前对中国多持批评立场的时任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Nancy Pelosi)，则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表现出颇为克制的态度。        

　　她对外界表示，美国国会将在奥巴马政府4月就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发表正式报告后，就此问题采取何种立法活动。她说：“上一次他们(财政部)宣布中国没有操纵货币，我们要看看他们这次怎么说。”        

　　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佩洛西也指责人民币存在低估，她宣称：“我们必须对现状以及我们所能采取的行动持客观态度。”

　　盖特纳临时变招    

　　佩洛西的讲话，无疑将皮球又踢给了奥巴马政府。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中文并谙熟中国文化的盖特纳肯定也清楚，中国人讲究面子，即使是中国本会进行的相关改革，但如果被外界理解为是外国强压下的不得已举动，反而会导致相关改革暂时延迟。    

　　美方也由此变得骑虎难下，不得不寻找其他解决之道。    

　　2010年4月3日，星期六，中午12：10。正在办公室值班的我突然收到美国财政部发来的一个紧急通知：盖特纳决定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公布的汇率报告。    

　　星期六是休息日，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不会发表什么声明，美国媒体也大多缩减版面。选择周末公布相关信息，也可见盖特纳的如意算盘，希望此举不引起外界太多的反弹。    

　　盖特纳的相关解释是，之所以要推迟，这是因为在未来三个月中，美国将和有关方举行一系列高端的会议，其中包括4月晚些时候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5月份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6月份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和财长会议。        

　　盖特纳称，这些会议将对落实相关政策、促进一个更加稳健、可持续和平衡的世界经济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在当前时期，这些会议是促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    

　　对于这一点，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的分析是，这是财政部“在特定时期基于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决定。        

　　之所以“特定”，首先是从国际格局考虑，美国当时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正是就所谓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寻求对伊朗展开国际制裁，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是美国必需争取的对象。        

　　路透社的分析文章就说：“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范围寻求对其制裁伊朗的举措的广泛支持，这就使得它在此时因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加剧中美争端变得不合时宜。”此外，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人民币汇率问题交恶，对双方都不是一个好选择。        

　　其次，从双边大局考虑，中美也都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胡锦涛4月12日至13日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在这次活动之后，美如果就发表汇率报告界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从外交上显然是不合适的。    

　　时任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唐安竹(Drew Thompson)对我说，美国此举表明中国希望“务实和建设性地推进美中关系”。他认为，美中双方相关官员之间的磋商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都向对方保证，再平衡正在顺利推进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傅瑞伟(Charles Freeman)则认为，考虑到这一重要外事活动，所以这次拖延“也许是个政治上的妙招”。        更

　　主要的，经过一连串的博弈，美国也充分认识到，通过施压手段强迫人民币升值，只能是适得其反。《金融时报》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如果希望中国在压力前就犯，“国会就必须先问一下自己，如果中国也发出威胁，美国会怎么做。”结果显然都是一样的更具反抗性，因此，美国最好的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盖特纳推迟汇率报告的决定，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随后也表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外交原因，萨默斯也澄清说，推迟该告与伊朗核问题无关——就像中国不愿被理解成屈从外国压力一样，美国更不会承认，这一妥协是在和中方进行政治交易。    

　　身为美国财长的盖特纳谙熟中国文化，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如何有效平息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议，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显然是对他的考验。而他推迟发表报告的决定，也显示了他政治手腕的老道。        

　　对于当天的声明，盖特纳显然经过了精心思考，因此许多言辞中不乏“微言大义”。        

　　比如，盖特纳表示，作为平衡全球需求和促进可持续增长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有关各方有必要调整政策，一些国家应促进内需，另外一些国家则应增加储蓄，此外，还必须确保强劲的就业增长。        

　　他随即接着说：“美国私人储蓄已出现增长，经常项目赤字出现下降，奥巴马总统也已制订一系列措施以降低美国的财政赤字。”言下之意，美国已采取了行动，该轮到中国等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了。        

　　在不长的声明中，盖特纳谈到了汇率报告中主要涉及的三个顺差国：日本、德国和中国，日本和德国属于一类——顺差巨大、但实行浮动汇率机制。盖特纳称，面临的挑战是促进内需更强劲地增长。        

　　中国则属于另一类——顺差巨大、实行固定汇率机制。盖特纳说，这些国家应采取政策促进内需和扩大汇率可浮动性，以此对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可持续增长以及再平衡做出贡献。        

　　盖特纳肯定也清楚，中国人讲究面子，因此具体谈到中国时，他一分为二，给中国留足了面子。他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他说，中国为应对危机采取的强有力财政和货币政策，使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接近9%，“这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但他仍强调，中国采取行动迈向更加以市场导向的汇率机制，将对世界经济平衡做出必要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动辄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同，美国行政部门的要求一直比较策略性。奥巴马在公开讲话中，从未公开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更多要求中方根据市场导向来确定汇率，使人民币汇率更具有灵活性。

　　中国扼住美国经济咽喉？    

　　盖特纳宣布推迟汇率报告，有助于暂时平息中美在这个焦点问题上的争执和对抗，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放弃这一对华施压的筹码。美国此举，更多是引而不发，以退为进。        

　　这一点，即使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团体也看得一清二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利奥?杰勒德(Leo Gerard)就表示，他对美国财政部的立场感到欣慰。他说：“这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的政府将就这个问题一直跟踪到底，假如此举将使美国进入带来积极的改变和方向(不通)，我对推迟并不感到不安。”    

　　许多国内朋友曾很疑惑地对我说，在过去几年，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一直冲在最前线，一个钢铁的工会组织，为什么这么积极？    

　　他们可能是被简单的名称迷惑了眼睛——钢铁工人联合会只是简称，全称是美国钢铁、造纸、森工、橡胶、制造、能源以及联合工业和服务业工人国际工会，涵盖多个产业工人，总部设在离华盛顿不远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    

　　在中美交往中，美国工会组织一直是对华强硬派；而就全球贸易来讲，他们是反全球化最厉害的保守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全球贸易掠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人民币低估更是美国产业工人的灭顶之灾。    

　　但这次，让美国工会组织感到高兴的，则是盖特纳在声明中承诺，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二十国集团会议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会，给中方留下政策调整的空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美国仍会紧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只不过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由原先的公开施压，转化为更多的内部沟通。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的分析是，这是财政部“在特定时期基于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决定。    

　　而且，这从中也可看到美国在对华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战略转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就指出：“推迟发表汇率报告只是为我们目前的收获付出的一点小代价……这反映出，奥巴马政府渴望在多边———而不是双边———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    

　　美方的苦心，最终也结出了硕果。2010年6月19日，在加拿大多伦多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也很“适时”地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即中国重新实施因金融危机而终止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又开始进入缓慢升值通道。    

　　中方的这一举动立刻让美国大舒一口气。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刻发表声明，称赞中国此举是是“建设性步骤”，将有助于确保经济复苏并为全球经济更加均衡作出贡献。在随后的7月，美国发布推迟的汇率报告，报告不出所料地对外宣布，中国非汇率操纵国。    

　　一波三折中，更充分体现出美国对华外交的灵活性。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埃斯瓦?普拉萨德就认为，这份报告做到了“微妙的平衡”，“通过指出人民币价值被低估来继续施压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但也没有因为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而让情况失去控制。”    

　　美国的强硬派显然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在人民币问题上对华施压的急先锋、美国参议院舒默就曾当面对盖特纳斥责道：“中国操纵货币的做法，就像是踩在我们经济复苏咽喉上的一只脚，而本届政府却不愿采取行动，让中国把脚移开。”    

　　一波未平，一波肯定又会再起。在人民币汇率攻防战中，2010年春的交锋，不过是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