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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力量》第二章:论剑华盛顿

2012-07-06 23:38  来源:中国广播网我要评论 

  为应对美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攻势,王岐山暗藏机锋。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王岐山公开要求,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作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王岐山在发言后,冲着我们记者的方位又提高声音公开叮嘱:“这份讲稿可以提供给记者”。我一愣,在公开场合,叮嘱向记者提供讲稿,其实就等同于说明原先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安排,这意味着是中方采取的新的行动,其中必有针对性。    

  至2011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已开过三轮。但在人民币汇率上最激烈的攻防,则发生在200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轮对话中。作为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我参与报道了对话的全过程。其中的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人感叹不止。    

  2009年7月28日,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楼(EEOB,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西侧临17街的一面,两年前失火留下的黑色疮疤依然可见。在白宫北门外,一些“藏独”团体正在示威,声音嘈杂,让不少兴致勃勃来参观白宫的游人,好奇之余,也颇感无奈。    

  递上护照、记者证,进入铁栅栏,穿过安全门。下午2时许,在一位白宫年轻新闻官员的带领下,我们几位记者经过严格安检后,从北门进入白宫大院。    

  我们没有径直去二十米外的白宫新闻发布室,而是拐弯右行,穿过一道昏暗的长长走廊,来到了白宫西侧的艾森豪威尔楼的一个会议厅。    

  艾森豪威尔楼,又被称为老行政楼,建于1871年至1888年。美利坚合众国刚成立时,它是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最早被称为“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State, War, and Navy Building)。随着美国联邦机构日渐扩大,白宫规模也逐步膨胀,多个部门挤在一起办公既不现实、也不理面。于是,政府部门随后迁移了出去,行政楼现在主要由白宫幕僚使用,副总统的礼宾室也设在这里。    

  虽然是在美国权力最高核心的白宫,艾森豪威尔楼会议厅却并不豪华。不大的舞台上,摆放着两张高台演讲桌,下面则是从低到高的阶梯座位,颇有点类似大学的阶梯教室。这让我想起国内一名公司老总的话来,最豪华的办公室,好像还是在中国国内!    

  美国微妙的地点选择    

  奥巴马上任后、中美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ED, 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闭幕记者会,就选择在这个昏暗的会议厅举行。    

  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奥巴马上台后新建立的一个对话平台,涵盖了此前的战略经济对话(SED,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和战略对话。两者总体归一,但实质性对话,仍一分为二,在美国方面,仍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分头领导。    

  SED变成了S&ED,英文相差一个字母,中文则多了一个没有实质性意义的“与”。之所以这么处理,在我看来,不过是新的美国总统上台了,总希望能另起炉灶,开创自己的政绩,但招牌换了,菜肴应该差不了多少。    

  不管是SED还是S&ED,每年数十名部长来去匆匆、济济一堂,真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布什时期的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就认为,中国的决策体系是集体决策,而一项具体政策往往牵涉到多个经济部门,因此光是两个对等经济部门的对话,有时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这就需要双方经济领导层的共同参与,有了高层的首肯,下面解决问题也就更加容易。    

  在保尔森看来,通过SED,美中找到了有效处理贸易纠纷短期摩擦的方法;而且,SED的成功,为两国奠定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并为更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平台。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并亲身参与SED对话的泰娅?史密斯(Taiya Smith)女士就对我说,美中确实还存在一些误解,但通过S&ED,双方可以增进了解,之前SED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就是例证。    

  时任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唐安竹(Drew Thompson)则对我说,新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有助于推进两国间的合作,而中美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对两国都有利,尤其是考虑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而2009年的的第一次对话,“很大程度上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测试’。”    

  测试的焦点问题,则是美国屡试不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中方则对应的是不断高企的美国财政赤字,前者是美方关注目标,后者是中方担忧所在。    

  虽然中美利益涵盖范围广阔,且迭有龃龉,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最近几年和未来几年,中美经贸关系很大程度上就由这两个问题主导。    

  对于选择艾森豪威尔行政楼小会议厅作为闭幕记者会,我刚开始颇为不解,并询问一位熟识的美方官员:“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在我这个记者看来,这个会议厅太小了,许多记者因此都被拒之门外;另外,进出白宫手续繁杂,徒然增加大家的工作量。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选择国务院、财政部或者白宫附近的许多联邦办公楼。美国的联邦办公楼虽总体没有中国的占地广阔,但富余的地方依然多多。    

  对我的“抱怨”,这位官员笑而不语。    

  在国际政治中,领导人怎么会见,在哪里会见,什么时间会见,往往都是很有讲究的。这次S&ED自不例外。    

  S&ED奉行的是双领导制,战略对话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经济对话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主持。其中的微妙关系,自然也就反映在了会场的选择上。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对话,开幕式选择了与两部门都没有关系的罗纳德·里根大厦(Ronald Reagan Building),随后具体对话则在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进行,最后成果会,自然更需有一个超然的单位,在国务院和财政部之上的白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中美关系上,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的心结,其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就颇有体会。2006年他发起战略经济对话,全面主导中美关系,就让被置身其外的国务院颇为不满。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Stephen Hadley)就警告保尔森,必须避免冒犯当时的女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    

  哈德利对保尔森说,赖斯当时的最大顾虑,就是“你不应该有两个国务卿,一个负责经济事务,一个负责除经济外的其他所有事务。”赖斯是总统布什的密友,得罪了赖斯,也势必就得罪了布什,或者如果赖斯要使绊,保尔森也将吃不了兜着走。    

  刚就任财长的保尔森自然心领神会,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赶忙找赖斯沟通,向她介绍SED的构想。保尔森对她说,一个稳健的美中经济关系也有助于赖斯处理对华外交事务。他向赖斯保证,“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是希望配合并和你共同工作,帮助你取得你所希望取得的成果。”    

  赖斯也跟他开玩笑说:“记住,你在(内阁)序列中,紧随国务卿排名第二。因此,出去时只许走在我后面。”    

  随着奥巴马2009年上台执政,美国政坛大换班,昔日的赖斯和保尔森,换成了希拉里和盖特纳。但心结依然有,规矩不可无。我注意到,在每次出场中,盖特纳都跟在希拉里的后面,每次接受提问,他也总是让希拉里先行回答。一次两人同时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现行离去的盖特纳在出口处特意停下来,作了一个请的动作,等希拉里从身边过去后,方转身跟随其步出会场。    

  美国上下级关系看似融洽,但在正式的场合,礼数周到,尊卑有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王岐山突出奇招    

  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期两天。当我在艾森豪威尔大楼会议厅耐心等待记者会的召开,双方的对话已进入尾声,中美部长们正陆续从会场赶来。    

  先期抵达的部长们开始在会议厅落座。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的朱光耀就坐在我旁边,并和我打招呼:“你好,我今天不坐部长席了,跟记者朋友坐一起。”在整个经济对话层面,朱光耀担任事实上的新闻发言人,因此我们都比较熟悉。    

  “朱部长,对这次对话,您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大成果?”我问他。作为对话高官,他的亲身感受自然更有说服力。    

  爽快的朱光耀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让一名女助手拿来一份中文成果清单。他指着其中的一段对我说:“你可以注意这一段,这才是这次会谈的最有意义成果。”    

  我拿过他递过来的中文成果清单,他手所指向的,是一段只有27个汉字的句子:“(美国将)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我立刻明白,这种说法,事实上就是美国在美元政策上对中国的承诺!如果要说有什么重大意义的话,这可是在最近几年中美货币政策的博弈中美方首次向中方做出妥协和承诺。    

  中方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关注,牵涉到中国在美大量资产的安全性。按照美国政府当时公布的数据,美国2009财年赤字将越过1万亿美元大关,巨额财赤,加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累积的是通胀上行、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日后希腊债务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当时公开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中至少有2万亿美元储备,其中美国国债超过了8000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在美资产价值的大幅下降,甚至血本无归。    

  因此,中国在美资产安全问题,是国内各界关注的问题,自然也是对话的一个焦点话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调侃说:“就像银行家去拜访一个过度借贷的客户一样,中国经济高层反复对美国人强调,美国控制债务的重要性。”    

  这从当时中方代表团组成也可看出。在宏观经济、外交等领域,中方官员多是副部长,以至于一名中方部长对我感叹,这次中方来得官员级别低了点。当然,美方是东道主,各个部长与会都比较方便。但在金融领域,中方参加对话的基本都是正职,比如有财政部长谢旭人、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等。    

  对话也由此变得极具针对性。2009年7月28日上午,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经济对话上,和盖特纳一同主持对话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开门见山,他在发言中就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    

  他一度提高声调说:“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当处理和平衡好美元发行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的关系。”    

  或许是看到此前发言的盖特纳已将发言稿散发给后排的记者,或许是感觉到他刚才发言的重要性和分量。作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王岐山在发言后,冲着我们记者的方位又提高声音公开叮嘱:“这份讲稿可以提供给记者”。

  我一愣,在公开场合,叮嘱向记者提供讲稿,其实就等同于说明原先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安排,这意味着是中方采取的新的行动,其中必有针对性。    

  很快,我即从外交部官员手中,拿到了王岐山的讲稿的全文。不过千字的讲话,可以说向美方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比如,王岐山指出,在当前困难时期,中美双方更应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共同保持两国贸易投资发展势头。中方会努力扩大从美国进口,也希望美方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    

  王岐山接着说:中美双方应积极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希望美方平等对待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中方还认为美国应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王岐山还倡议,中美双方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前提下,不出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    

  中美开始短兵相接,中方提出了自己的要价。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勇相争智者胜。从最后的成果看,中方的这些关切,大都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    

  比如,在高科技进口限制方面,美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落实相关已签订的协议;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上,美方也承诺切实考虑中方关切,“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在确保投资待遇问题上,美方则保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不论其来源地,得到一致和公平的待遇”;至于主权财富基金,美方则重申经合组织确定的接受相关投资的“开放和非歧视原则”。    

  当然,也有没有得到积极回应的方面。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双方只是泛泛而言将“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显然,美方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制裁大棒,我在当时的文章中就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贸易摩擦将只多不少”。这种判断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智慧!    

  美整个财经班底出动释疑    

  中方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继续维持财政赤字,必须依赖中国的持续投资。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多次扬言,不怕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他的理由是,如果中国这么做,将帮助美元贬值,有助于增强美国竞争力,“我们应该向他们发一封感谢函”。    

  但美国要刺激经济,还需要借更多的钱,因此对于中方在赤字问题上的担忧,美方自然不敢忽视。    

  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在金融危机之中,美方就多次在赤字问题上和中方沟通。保尔森曾回忆说,在2008年一次对话前夕,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花了相当长时间讨论能源价格上扬和环境问题,而这正是随后战略经济对话的焦点议题,但是“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    

  保尔森说,他只能坦诚告诉王岐山美国的困难,并不忘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我强调,我们理解我们的责任”。    

  在奥巴马上台后的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政部负责对话具体事宜的洛文杰(David Loevinger)对我解释说,美方当时采取的对策,是努力让中国确信,美国充分认识到财政赤字的问题。就是说,美方让中国放心,美国不会欠债不还,中国尽可高枕无忧。    

  美国的法宝,就是搬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伯南克亲自出马,向中方介绍了美国货币政策的情况,并解释美国相关“退出战略”的情况——即美联储如何快速消除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避免这些大胆措施导致通胀恶性上升。    

  “美联储独立决策,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来解释(相关情况),再合适不过,”洛文杰这样对我解释。    

  其实,出场的不仅仅只有一个伯南克。为打消中国官员的顾虑,当时的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C. Bair)、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夏皮罗(Mary Schapiro)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亨斯勒(Gary Gensler),以及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可以说,美国当时整个的财金班底,一起登场。    

  欧尔萨格详细向中方介绍了美国财政赤字情况。尽管具体如何说明不得而知,但不外乎不久前我就此问题询问萨默斯时,萨默斯所选择的回答逻辑:一,美国目前仍面临经济下滑的风险,因此赤字是必须的;第二,奥巴马已制定削减赤字的计划,应该能将2009年的1.8万亿美元赤字削减至2010年的1.26万亿。    

  其实,萨默斯只说对了一半。最终的数据显示,2009财年,美国赤字虽未到1.8万亿美元,但1.41万亿仍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2010财年则不止于1.26万亿,而是达到了1.56万亿美元。    

  动辄数千亿美元的数值变动,也说明美国财政赤字的不确定性,这自然更加剧了中方的担忧。其中的道理也很好理解。你作为债主将大笔钱借给了张三,但张三不想开源节流,反而更加挥霍无度,那债主自然如坐针毡了。    

  中方自然寸步不让,并继续向美方施压。2009年7月28日,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经济对话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会议上,也即在中美双方讨论贸易和投资时,美方最终作出让步,即同意“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这也就有了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对我所言的,这是中方取得的最大成果。而此后数轮对话,中方取得的成果,很多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略有神话。    

  但短短的一行文字,就真得做得了数吗?希腊也曾誓言要遵守财赤不超过GDP3%这根红线,但最终其财赤比例超过了13%,希腊因此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并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这也是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的滥觞。    

  美国或许可以避免希腊的问题,毕竟,美国有希腊等国无法比拟的好处,那就是美元是主权货币,又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自身经济风险。也难怪曾当过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世界银行银行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曾向我感叹,当他帮助其他国家努力填补财政和贸易赤字时,总是感慨美国的这一好处——可以自由发行债券和印刷钞票。    

  这其实也正是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的担忧所在。从美国财赤不断上行来看,尽管美方也作出了某种承诺,但就像雷曼兄弟在未垮台前也向客户承诺自己会绝对安全一样,美国的债务风险一天存在,中国的投资安全性就一天面临威胁。

  盖特纳前倨后恭    

  朱光耀指出的“成果”之所以颇让我吃惊,因为这显示了中美双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攻守易势。中方在外交上取得的进展,与2008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发言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执政,到2010年夏天我结束在华盛顿的任期,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美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对攻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美方炒作-中方博弈-美方再发难”的过程。(美方再发难部分,参见本书第一、第三和第四章。)    

  如果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博弈的第二轮,那么第一轮,就是围绕着盖特纳的言论展开。    

  2009年1月22日,盖特纳在出任美国财长前回复美国参议员的信中称,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奥巴马将为此积极使用各种外交手段,寻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    

  “奥巴马的这一结论得到大批经济学家结论的支持。”在我从美国财政部拿到的这份信中,盖特纳直言不讳。而在担任参议员时,奥巴马确实曾支持相关司法立案,要求对中国等操纵货币国家采取报复措施。    

  由此,盖特纳强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何时以及如何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收到成效而不是于事无补。”为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奥巴马的新经济团队将制定完整的战略来解决这一货币问题。    

  人民币问题是一个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其问题的实质就是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在人民币诞生以后,大部分时间实行的都是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固定汇率有很多种类型,有的国家将货币与黄金重量挂钩(The Gold Standard),有的则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别国货币挂钩(Reserve Currency Standard)。    

  这种被挂钩的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储备货币一般是在国际交易中经常用到,或者就是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是国际上使用最为普遍的货币。    

  二战后的固定汇率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体系则是将两者结合,被称为黄金交换标准(Gold Exchange Standard),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不少种类固定汇率的种类,比如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其他一篮子货币挂钩、还有虽然选定了固定汇率,但隔一段时间就加以调整等。    

  浮动汇率,顾名思义,代表汇率会上下浮动,汇率的变化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决定更困难,所以理论上说带给贸易和投资的风险也比固定汇率更大。不过,事实也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流动性(volatility)大致相仿。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与其他国家货币挂钩的固定汇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还是会继续浮动。比如说,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但人民币和美元一起相对于欧元仍持续浮动;其次,采用固定汇率的货架一般也会周期性地令货币升值或是贬值,有时幅度还挺大。    

  这种幅度也可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中可见一斑。至1970年前,美元兑人民币大致在1:2.46。上世纪70年代,人民币一度逐步升值,到1980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约为1:1.50。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开始逐渐贬值,到1994年贬至1:8.62。而在1997年至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固定在1:8.27。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逐步贬值,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出口,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中国贸易盈余的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华贸易争端开始不断升级。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之所以美对华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根源就是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因此美国应该迫使人民币升值,否则就对中国实施制裁。    

  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政策,一次性将人民币升值至1:8.11。人民币随后进入缓慢升值通道。但对此美国仍不感到满意,认为人民币仍存在相当的低估,未能有效改善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    

  于是在2007年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华期间,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对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当然,深谙中国国情的保尔森的做法是极有策略的。他回忆说:“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巨大贸易不平衡和巨额外汇储备源于其货币政策,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因素,在我看来,是美国人储蓄不足,这导致我们进口太多,并对外国资本存在过度依赖。”   

  因此在和吴仪会谈时,保尔森大谈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我像往常一样解释说,一个反映市场实际情况的货币对中国继续经济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这能减轻中国上扬的通胀压力,促进其国内市场发展,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在这次会议上,保尔森还提出,希望中国改变政策,提高外国企业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可获得的股权限制。“吴仪直接看着我,说她在股权限制的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她很快接着说,我在货币问题上的论证显得更有说服力。”    

  保尔森当即心领神会,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崩溃边缘》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不会空手回华盛顿了”。在随后几个月,人民币开始加速升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2007年12月的1:7.43升至2008年7月中旬的约1:6.81。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华尔街,中国外贸出口面临严峻形势,沿海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为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冲击,中国决策层重新实行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汇率固定在1:6.82左右。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复苏,美国失业却仍居高不下,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敲打的对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在美国又渐起高潮。    

  盖特纳2009年年初的发言,预示着中美在这个老问题上将又起战端。其实,在2008年美国大选正酣之时,意在白宫宝座的奥巴马就宣称,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与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有关。当时是选举非常时期,政客出现点非常言论,也实属正常。    

  但在奥巴马执政后,财政部长出此言论,那就非同小可了。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更是负责中美经贸关系的领导单位。盖氏的这番“强硬”讲话,也明显有别于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是“非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一时是语惊四座,各方诧然,美国国债市场也由此出现波动。因为按照美国法律,既然中国操纵汇率,美国势必要采取制裁措施,两国就很可能会爆发贸易战。    

  这对美国有利吗?我记得当时美联社就引述一些专家的话说:在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与中国挑起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美国国会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拉森(Rick Larsen)则坦言,美中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两国利益休戚相关,“寻找替罪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也迅速作出回应。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苏宁说,中方注意到西方国家有人士称“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些言论不仅不符合事实,更是对金融危机原因分析的误导。中方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样有利于找到解决问题和克服危机的途径。    

  苏宁含而不露,却让盖特纳领受到了中方的压力。“失言”的盖特纳在感受到财长言谈的权威性同时,也显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调整立场。    

  在2009年3月赴伦敦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时,盖特纳谈到中国关系,我注意到,他特地用了“三个非常(Very)”来形容中国在全球性危机中的表现:非常强有力、非常具有稳定性、非常重要,并强调美国将和中国进行“密切合作”。    

  在2009年4月15日呈交国会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美国财政部明确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未发现操纵货币汇率。    

  盖特纳转了一个大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在当前这个敏感时刻,挑起人民币问题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汇率报告中,他就开始回避问题,着重谈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    

  按照盖特纳的说法,之所以认定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存在四个因素。    

  第一,中国正采取措施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第二,在2008年6月至2009年2月底间,人民币实际升值了16.6%。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货币急剧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还有所升值。    

  第三,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在放缓。    

  第四,中国采取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规模在20国集团内仅次于美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内需增长并平衡中国经济。    

  盖特纳说,所有这些措施将是中国一系列平衡经济举措的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由此将会转变为更多由内需,尤其私人消费所驱动的模式。    

  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盖特纳也强调,美国仍然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盖特纳虽留有余地,但毕竟,低估和操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美国政坛,盖特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最了解的官员之一,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中文,他的大学学历也充分说明了他对亚洲和中国的兴趣,1983年他从长青藤名校——朴茨茅斯学院拿的本科文凭专业是“政府和亚洲研究”,1985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的硕士文凭专业是“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顺带说一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东亚和中国研究非常著名,许多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中国通”(China Hands)都毕业于该校。   

  作为一个能讲中文的资深政治家和经济学者,盖特纳在上台前就真不明了人民币问题的敏感性吗?可能。毕竟,此前身为联储行纽约分行行长,盖特纳专注于应对纽约的金融风暴中,在人民币问题上可能确实知之不深,或者也未能了解其敏感性,一时口快,就引发成了国际事件。    

  当然,更可能的,则是他“政治手腕”的反应。一些圈内人士就对我说,盖特纳听证会上指责人民币,目的不外乎是转嫁焦点。他当时因为漏税问题正焦头烂额,遭到许多议员的痛批,在一些涉外问题上展现强硬立场,自然也就更能得到议员的首肯,也有助于他先登上财长宝座。    

  但他挑起人民币汇率,无疑加深了中方对他的疑虑。考虑到美国财长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领导者角色,盖特纳必须尽快弥合与中方的分歧。    

  《华尔街日报》刊文就说,中国可能仍对盖特纳心存疑虑,因此,盖特纳需要花更多时间熟悉自己的对手,“尽管他和中国之间的渊源比他的前任(保尔森)更加久远,但直到2008年前,他在中国金融和政治界相对来说知名度较低”。

  美放弃“抱怨式外交”    

  通过主动和中国记者接触,并发表相对积极的言论,成了盖特纳改善对华形象的当务之急。2009年4月底,在他就任财长后首次访问北京前,他特地邀请我们几个驻美中国记者参加圆桌会。    

  作为自信的一面,盖特纳并未像一些受访者一样,要求我们提前发给他相关问题。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也老实不客气,询问说:“过去,一些美国政治家访华时,总喜欢在人民币汇率、贸易赤字等问题上大声抱怨,外界称之为‘抱怨式外交’……”    

  未等我说完,盖特纳马上接过话头。    

  “你说的(美国对中国的)‘抱怨式外交’,”他略停一下,冲我点了一下头强调。“我不会采取这种策略。”    

  他紧接着阐述说:“你看,我的大致看法是:我们两国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彼此政策的选择涉及对方的巨大利益,中国对我们,我们对中国,我们不仅对彼此,也对世界负有责任,我们经济的成功对世界利益攸关……我们对中国和对其它国家的基本精神一致,那就是,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解释我们在应对挑战中正在采取哪些行动。”    

  盖特纳显然是有备而来,有备而答。    

  多谈中国成就,少谈是非问题;多谈美国政策,少谈对话施压——说得更直白一点,多甜言蜜语,不恶语相向,显然是他这次不同寻常的记者会的初衷。    

  身形单薄的盖特纳是个很腼腆的人,很容易就脸红。但他在对华问题表态上的谦逊,事实上也成为当时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一个不是特别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盖特纳也显然格外小心。在和我们对话时,他甚至略显紧张地开玩笑说:“你们都看着我,都在等我出错吧!”    

  他的谨慎,从他在一些措辞上的字斟句酌可见一斑。    

  比如,在圆桌会的开场白时,他对我们说:“你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4月在伦敦联合宣布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他们都承诺建立——怎么说来着——一个合作和全面的关系。”    

  随后的讲话中,可能记挂着这个可能的失误,他显得局促不安。过了一会,一个助手走过来递上一纸条。盖特纳马上中断讲话更正说:“奥巴马总统和胡主席在伦敦的用词是‘(建立)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我刚才说了合作与全面,没有说积极,当然,这是积极的。”    

  盖特纳自嘲,脸色涨得暗红,我们大家都大笑。    

  在他2009年春天结束北京访问行程后,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向我询问中国舆论对盖特纳访华的评价。    

  我回答:尽管中国有一些民众对美国政策存在不满,并对在美投资存在疑虑,但按照我的初步了解,舆论总体评价还可以,尤其是考虑到盖特纳在中国生活和学习过中文的背景,中国民众普遍都有一点亲近之感。我应该没有太夸大其辞吧!    

  听了我这样的结果,这位财政部官员感到颇为满意。    在我的印象中,过去总是中国人关注外国对中国的评价,中国领导人出访,也尤其关注外媒的相关报道。现在美国官员也关注中国

  舆论的评价,这或许也说明风向的变化,他们也意识到中国对美国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他们采取不同的策略。    

  从这个侧面,我们是否也应该对我们的舆论报道有所反思: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报道,或许外国人也就不必那么重视了!    

  盖特纳的礼貌有加,自然也是有所求。如上所述,当时中国坐拥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在美国有求于中国的情况下,如果带着趾高气扬的态度要求债权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比杨白劳居高临下对待黄世仁,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由此,在奥巴马掌权之初,中美进入了一个“准蜜月期”。当时不仅仅是盖特纳,美国的许多官员都显得格外对外“友好”。比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华尔街日报》就评价说,在2009年第一次访华行程中,“希拉里没有训诫和抱怨,而是再三感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而且鼓励他们购买更多”。    

  其后,一直是美国议会在对华人权问题上最强硬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在访华行程中也难得的没有谈到人权,而是只讲气候变化。    

  当然,回国后,佩洛西也澄清说,没有讲人权,可能是中国媒体报道的片面所致,她在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其实还是谈到人权的。    

  从希拉里、到佩洛西,再到盖特纳,可以说,美国确实在放弃以前常见的“抱怨外交”——这个词语其实也是我的臆造,至少我在之前使用时,尚未看到有其他类似表达。但我认为这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的对华的一系列政策,比如,从前不管是哪位美国领导人到访北京,总会在人民币汇率、巨额外贸赤字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抱怨施压。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卡斯(Max Baucus)就认为,当前美国财政部的首要国际任务,就是加强美中经贸关系。他认为,保尔森为两国经贸关系“开了一个好头”。“但仅仅是一个好头。”鲍卡斯说。“我认为,这关系还可以比之前更加聚焦、更加积极、更加广泛。”    

  但盖特纳敢于明确宣示不会继续这种“抱怨外交”,也显示中美交往的天平正在调整。    

  中国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保尔森主掌美国财政部时,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仍处于上风,保尔森自然也有底气进行施压;但在2009年初,美国金融经济非复往日,用中国副总理王岐山的话说,现在“老师也遇到了问题”,那自然就没有资格和权威继续指手画脚了。    

  隐藏的保护主义弯刀    

  美国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丝毫的让步。    

  在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洛文杰就对我言之凿凿地表示,人民币汇率仍是一个重要议题选项。作为美方官员,面对中国官方记者,他当然不会有所示弱。    

  对于“美国将关注货币政策影响”这一中方认为“最富有意义的成果”,美方在公开场合,却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在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后的记者会,美方安排我作为第一位中方记者,向美方高官提问。    

  作为经济记者,我的问题直接向盖特纳。我问道:“部长先生,我从中方的成果清单中看到,美方同意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我却未从美方清单中看到,您对此怎么看,另外,您认为哪个方面是这次对话的最大成果?”    

  略为思索后,盖特纳冲我微笑回答:在他看来,最重要成果,是美中在经济政策和改革框架上达成一致,此举“将为实现更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盖特纳说,在全球从危机转向增长之时,美中必须“谨慎以对”,“不为未来的危机埋下种子。”具体来讲,就是美中经济转型,美方提高私人储蓄率,降低未来财政赤字,迈向更稳定和更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同时,我们希望看到中方以及其它国家能够采取更多行动,通过刺激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    

  在华盛顿政治圈,许多人就感慨,盖特纳看似为人羞涩,但语言功底其实非常老道,他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将焦点转移到另一个问题,而人民币汇率往往是他最热爱的话题。    

  这次亦不例外。即使到问题最后,他在回答时还不忘对我“保证”,美方会谨慎处理好“退出战略”,“一旦我们确信经济实现坚定复苏后,我们将会采取措施扭转这些不得不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额外步骤。”      

  很明显,滑头的盖特纳回避了我的问题核心。他用含糊的言辞,回避了在货币政策上做出的明确承诺;与之相对应的,尽管中方文本上有美方谨慎货币政策的承诺,但查遍美方散布的成果文本,有关货币政策的这一句话,根本就没有出现。    

  当然,与中方洋洋5页的中文经济对话成果清单比,美方的英文成果清单只有两页,许多内容都被精简掉了。这是双方处理方式的不同,还是故意而为之呢?      

  倒是在我向洛文杰询问:美方同意关注货币政策国际影响的表态,是否可解读为对中方要求的一种妥协,这位美国财政部中国特使回答道:“不”。    

  但洛文杰却未明确解释说“不”的理由,而是话锋一转说,美方也向周小川行长坦诚询问了中国积极货币政策相关情况,因此,美国表态将关注货币政策的影响,“我认为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很好的互换(a good exchange)”。    

  对于美方承诺同意“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我马上找到美方提供的相应版本,但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对应的美方公布成果文本中,我并没有找到这段文字,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对我的追询顾左右而言它;而且,似乎美国记者也未有深入挖掘的愿望,将这一关键性表态“遗忘”了。    

  这或许也是美方的“内外有别”吧!    

  在2009年盖特纳赴北京访问并展现“友好”一面,美国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在华盛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却在中美关系上透露出杀气,让身在现场的我不由不感到惊诧。    

  比如,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柯克在演讲中强调,美方有两手策略。其中,优先解决途径是通过对话展开磋商,这包括通过美中商贸联委会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体制;另一个途径是则通过贸易争端机制寻求解决,比如,美国就在世贸组织提出了7项对华贸易诉讼。    

  在讲坛上,黑西装、光头的柯克说:“我们和中国关系能否健康和发展,部分取决于中国市场是否对美国商品、服务和投资开放,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我们承诺将和中国积极合作,但我们永远将美国商业和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接着说:“假如我们能够采用贸易外交手段,我们就采取这个;假如我们必须在WTO诉讼,我们就会诉讼。而且,只要正确,美国将根据WTO规则发起更全面和公正的贸易补偿手段。”   

  如果说,从羞赧的盖特纳口里,美方确实放弃了“抱怨外交”;但在老辣的柯克口中,不仅仅是“抱怨外交”,而且是杀气腾腾了。    

  这或许正是美国的两手。在购买国债问题等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于是由盖特纳扮白脸,轻声细语,好话绵绵;而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人需要更多就业和机会,于是大棒相加,由柯克扮红脸,极尽恶语之能事。    

  软得方面则更软,硬得方面则更硬。这也正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现在奉行的“巧实力”(SMART POWER)政策,在一些以往动辄大棒政策相加的外交领域,奥巴马政府转而采取大棒和胡萝卜并重甚至更侧重后者的政策,以此迫使对方改变政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并不表示奥巴马就放弃了大棒,而是挥舞大棒的手段更加隐蔽。    

  比如,就在2009年4月8日和20日,美国业界分别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前者涉及金额约32亿美元,后者涉及金额约17亿美元,其涉案金额之庞大、时间之紧密,为过去几年来所罕见,也凸显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    

  这种态势,让当时访美的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也感到不安。2009年4月,陈德铭对我说,他随后在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举行会谈时进行了交涉,美方的回应是,将会妥善处理这两个案件。    

  但所谓“妥善”,不过是给陈德铭一个面子,未在其访美期间立案。等陈德铭刚离开美国,中国在庞大贸易采购合同上签字后,美方立刻正式立案。    

  面对美国频密的对华贸易制裁,在2010年的一次记者会上,我忍不住询问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骆家辉:你多次强调美国将推行积极的贸易促进战略,但许多中国官员却抱怨说,美国却对许多中国产品采取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尤其是在美国商务部,我们看到,相关的针对中国的制裁案例大大多于以往,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我也不是无的放矢。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给我的资料,仅在2009年,美就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调查23起,337调查8起,涉及中国年出口金额约76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53%和800%,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和总额的25%和65%。    

  相对于容易理解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和特保调查,337调查外界可能较为陌生一些。该调查的法律依据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第337节的规定,因此,得名为“337调查”。根据该条款,美国有权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进行调查。   

  在实践中,337调查通常集中在知识产权领域,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专利或商标侵权行为。与在美国法院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相比, 337调查比较快捷,一般在1-1.5年内结束,法院诉讼则一般耗时需3-4年。而相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须由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联合作出,337调查结果由ITC独自发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制裁更为严厉。    

  中国钢产品则成为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最大受害者。在2009年美对华发起的10起反补贴案中,有6起涉及钢铁及钢铁制成品,涉案金额超过40亿美元,占同期我对美钢铁类产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而且,美国的这种行为,还诱发其他国家对我钢产品也发起类似调查。    

  对于我的提问,骆家辉则辩称,这些制裁案件都是美国企业提起的,它们认为受到了中国产品的冲击,而它们提起诉讼后,政府必须履行裁判责任。骆家辉的解释,其实也是中美就相关案件交涉时美方的一贯口径,制裁虽我做出,但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依法办事。用骆家辉的话说,“我们曾就此向中国政府官员解释过,这不是美国政府想提起这些(针对中国商品的制裁)案子。”    

  骆家辉似乎言之有理且还颇有委屈,但美国政府真没有责任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从案例上讲,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对华制裁案例大大高于布什政府时期,而要知道,基于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中美贸易额呈下降的走势,美对华贸易赤字更下降了15%。一方面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转好,但另一方面美对中国产品毫无手软。难道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不依法办事吗?   

  其实,骆家辉的说辞,不过是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卸责任而已。他执掌下的商务部名义上担任中间裁判角色,但从2009的实际诉讼结果看,商务部明显偏袒美国诉讼方。在一些涉华贸易案件中,甚至做到了美方有诉即受理,有受理即对中国商品制裁,有制裁即高关税制裁的结果,严重超越了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尺度。    

  而在针对中国产品的一系列贸易诉讼中,都可以在起诉方中找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这可不是只有钢铁工人的工会,实际该组织全称是美国钢铁、造纸、森工、橡胶、制造、能源以及联合工业和服务业工人国际工会,涵盖这么多的产业,也难怪它是敲打“中国制造”的常客了。        

  在许多诉讼中,一些美国企业不参与其中,而是由该工会组织出面,美国政府通常都慨然允诺他们的诉讼请求。很让人不怀疑其中存在保护主义动机,也很让人不怀疑该工会和政府“一唱一和”纯属双簧表演。    

  当然,对中美贸易摩擦也要有清醒认识。骆家辉就再三提醒我,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商品只占中国输美商品总额的3%,“我们不应该关注制裁的数量,而应该关注受到相关制裁和没有制裁商品的总值,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3%的(中国商品)受到这些(制裁)措施的限制。”    

  作为一个惯例,在需要借助中国的时候,或者美国单方面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美国肯定会展现出平等和尊重,甚至赞赏、钦佩、乃至感激;但为安抚国内舆论,同时也维护自身利益,比如,在贸易领域,美国的对华贸易壁垒和诉讼绝对不会变少,那把保护主义的弯刀,有时砍得更狠,更深。   

  中国怎么办?顺其自然,针锋相对,还是将计就计,以柔克刚?或许,实践会检验出究竟哪国的外交策略更高明、更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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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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