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硝烟四起的货币战中，既有双方间的捉对厮杀，更多是各种力量间的合纵连横。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试图拉拢欧盟、日本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以所谓人民币低估也损害他们的利益为由，组织一个“联盟”，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傲慢的大国”，而G20、IMF以及WTO，正成为这些国家对华施压的平台。    

　　红脸和白脸共行，软硬两手伺候，是中美汇率之争的主旋律。    

　　扮红脸的是美国议员，他们大棒挥舞，声称人民币不升值，美国就经济制裁伺候；奥巴马政府则以白脸姿态出场，“因势利导”规劝中国，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利益，你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但情况也在出现改变。比如，在2010年6月10日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在对华问题上的“干将”、美国参议院查尔斯?舒默公开对财长盖特纳说，美国政府应该“做好准备”，因为议员们很快将推动立法，向来自中国等货币“严重失调”国家的商品实施惩罚性措施和报复性关税。    

　　与以往和议员立场保持暧昧态度不同，这一次盖特纳几乎公开对这种“红白脸”予以认同。他说，舒默等人施加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广泛反华情绪，有助于说服中国采取行动，“重要的是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就将采取行动。”    

　　美国知名学者打前阵    

　　在2010年新一轮的博弈中，美方对中国的施压，实则是一个连环的系统，分为“学者-议员-政府-商界”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一些知名学者对中国汇率体系恶意攻击，其次是美国国会议员的上纲上线，然后则是奥巴马政府的乐观其成，美国商界则多持坐山观虎斗的看客心态。    

　　在我曾旁听的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听证会中，2010年3月24日的听证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这也是2007年以来美国国会再次就人民币问题召开听证会，也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再次将矛头对准了人民币。    

　　听证会由众议院最具影响力的筹款委员会举行，这也足见人民币问题为美国议员“垂青”的事实。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管美国税收、关税以及失业保险各种涉及金钱的法律政策制定，因此该委员会在美国国会各委员会的政治序列中位高权重。    

　　上午10时许，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桑得拉?莱文(Sander Levin)宣布听证会开始。他在陈述时劈头就称，人民币汇率“这一有争议问题”中“没有争议的一点”，就是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他指责，正是因为“低估”，导致在过去3年，美国每年对华外贸赤字达到了2200亿美元。        

　　紧跟其发言的资深众议员达维?坎普(Dave Camp)也宣称，中国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是中国经济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长以及美国接近10%的失业率的“根源”。换言之，当时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问题就出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在当天出席听证会的四名专家中，我看到了两个很熟悉的名字，一位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他是中美“两国集团”(G2)的始作俑者；另一位则是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是“中美国”概念的提出者。    

　　这两位曾鼓吹中美应加强合作的知名学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却转而选择了对中国严加抨击。    

　　伯格斯滕宣称，人民币兑美元币值低估了40%，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政策，不能被认为是保护主义措施，而是“反保护主义”措施。    

　　弗格森也在听证会上称，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焦点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因此，美国财政部应在当年4月15日的汇率报告中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相形之下，较为年轻的弗格森略为客观一点。比如，他强调，美国不应因此而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因为此举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伯格斯滕则毫无顾忌，对中国则是大棒挥舞。    

　　在听证会上，伯氏更向美国政府献出了迫使人民币升值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4月15日，也即汇率报告原定出台的这天，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以此划出底线，迫使中国磋商。(美国政府在通盘考虑下，最终决定推迟报告，相关内容参见第一章)    

　　第二步，争取欧盟支持，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达成一致，以51%的投票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特别报告”，命令中国立刻采取补救措施。如果无法达成这一点，美国仍可要求西方国家掌控下的IMF发表谴责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    

　　第三步，美国要求世贸组织(WTO)做出裁定：中国汇率政策违反WTO规定并须作更改。按照规则，WTO会就人民币是否被操纵，征询IMF的意见。而作为普遍，美国已在第二步中将IMF为其所用，因此中国无翻盘可能。    

　　伯格斯滕扬言，这“三步走”战略将使全世界聚焦人民币汇率问题，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升值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新一波对人民币汇率的攻击中，正是这些美国学者，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极为恶劣的效果。    

　　一些美国主要媒体财经记者私下对我表示，他们也对人民币突然成为焦点感到奇怪。一些议员有政治动机这不值得奇怪，但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攻击，则让议员们喜出望外，因为这使得他们攻击中国有了“正当”的理论基础。    

　　“这些议员现在就对民众说，你看，中国操纵人民币，这可是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可不是我们空口无凭。”一位资深美国媒体记者对我说。    

　　在攻击人民币汇率的美国学者中，最出名的两个人，一位就是在听证会上出现的伯格斯滕，作为美国知名的经济类智库的创始人兼所长，伯氏在美国政商两界有广泛影响力，他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今日美国报》曾将他评为“十大最能改变你生活人士”之一。    

　　另一位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氏曾在2009年末-2010年初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就人民币汇率发表过三篇评论文章，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他曾公开宣称，外国“有意”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就是因为中国拒绝人民币升值，如果中国不更改相关政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也是“理所应当”的。    

　　比如，在2009年末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炮轰中国实行的是“可恶的货币政策”。在他看来，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助长了美国房市泡沫，从而促使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从其他国家攫取了原本不足的需求，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增长。    

　　克鲁格曼的观点就是，人民币必须大幅升值，美元贬值则属天经地义。他说，美国财政部认定中国没操纵汇率，让他大失所望，这简直是开玩笑；至于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因美元贬值抛售美元储备，克鲁格曼也毫不在意，称如果中国这么做，将帮助美元贬值，干了“美国不能干的事情”，“我们应该向他们发一封感谢函”。    

　　在2010年10月1日在题为《与中国较量》的文章中，克鲁格曼更尖刻地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国货币问题迄今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以报复相威胁。”    

　　对于美国学者的这种说法，让中国官员也大为诧异。据知情人士向我透露，中国官员他们曾当面质问伯氏：你这个40%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只要有目标，任何数据其实都可以“算”出来的。虽然算法未必科学，但恶劣影响已经铸就。这种“中国通”反中国现象，或许是值得中美政界和学界今后仔细思考并小心应对的新问题。

　　国会甘当打手        

　　如果说美国学者甘于投石问路，制造舆论范围，美国对华施压的最大老板，则无疑是美国国会。    

　　在国会内，充当急先锋的则是几张中国官员熟悉的面孔：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施塔贝诺(Debbie Stabenow)、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其中，来自纽约州的犹太人舒默是领军人物。他口才凌厉，讲话极具蛊惑力，和美国媒体有着良好的互动，在参议院民主党权力表排第三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开玩笑说，舒默总是喜欢邀请媒体参加他的宴会，因为后者是他的“偏爱”(Loved Ones)。但这位参议员却总是在人民币议题上大棒挥舞，并通过展现强硬态度稳固自身政治基础。    

　　2005年他和格雷厄姆就提出法案，宣称因人民币贬值，美国应对所有中国商品额外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该议案在参议院表决时得到了超过三分之二的67票。但由于随后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法案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人民币汇率暗战的不断升级，舒默再次走到前台，2010年和2011年，他都领衔在参议院抛出人民币议案，要求奥巴马政府向被认定存在汇率操纵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在2010年的这项议案中，和他联署的参议员施塔贝诺宣称，人民币币值低估了20至30%，因此大量中国商品输往美国，“这不公平，这是欺骗。”    

　　在2011年初的议案中，舒默等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将在新一届国会中“积极处理对美国贸易产生不公平和负面影响的汇率失调问题”。    

　　在参议员们对中国攻击之时，众议员自然不甘示弱。2010年3月15日，130名美国众议员则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    

　　信中宣称：“中国的货币操纵行为对美国经济影响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通过将货币保持在低估的汇率，中国等同于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补贴，但这让外国竞争者处于不公平的地位。”除了要求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采取行动外，这些议员更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在双边以及IMF等多边组织框架下对中国施压。    

　　随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不断发酵，美国开始了新一波的先发制人。2010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票对79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公司将可申请从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来补偿“人民币被低估”而造成的损失。    

　　所谓“公平”，只是美国政客冠冕堂皇的幌子，其针对的则是人民币，时机对准的是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目标则是一个月后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    

　　对于这项法案，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颇为得意地宣称：“这明确宣示了我们是说到做到的。”在他看来，投票结果已对中国“发出信号”：中国必须在汇率问题上做出让步。    

　　美国在步步紧逼。按照美国的相关法规，该法案要成为最终法律，尚需得到参议院通过并得到奥巴马签字同意。10月13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克斯访华，他威胁中方称，参院很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对该法案进行投票，“法案非常有可能通过，然后送交总统签署。”    

　　在2010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435名众议员将全部再选，三分之一参议员也将可能易位，胜败得失的关键时刻，议员们自然不敢有丝毫大意。在人民币问题上大做文章，靠展现强硬吸引眼球、赚取支持，也是美国政客选举中的不二法门。    

　　在人民币汇率交锋中，相对于国会充当的急先锋角色，奥巴马政府更多表现出了理性。但随着2010年中期选举的日益临近，奥巴马也开始转变态度，2010年9月20日，他再度将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领导人没有兑现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全部诺言”。他以极度强硬的口吻宣称，“我们已告诉他们的是：你们必须让货币升值。”    

　　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采访时，奥巴马说，为建立更加公平的中美贸易关系，美国政府将先于世贸组织对中国采取更多制裁措施，“我们将更有效地执行相关贸易法”。    

　　按照美国的惯例，总统很少直接谈及汇率等可能影响市场的敏感话题，但自2010年初起，奥巴马在人民币问题上多次“直言不讳”，且态度愈发严厉。    

　　2月3日，在和民主党人对话时，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询问奥巴马，他是否会考虑修改或取消美中达成的双边协议。斯佩克特指责中国未履行相关协议，并称中美贸易逆差使美国在2001至2007年损失了230万个就业岗位。    

　　奥巴马回复说，他不支持废除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但他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施压，并以更严厉的态度落实现有贸易规则，促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对等的方式向美国开放市场。    

　　奥巴马并且说，当前美国的一大国际挑战就是汇率问题。他称，美国商品价格被人为抬高，其他国家商品价格被人为压低，这使美国商品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    

　　2010年11月初的中期选举，以共和党重新掌控众议院结束。在野党的强势崛起，无疑也掣肘了奥巴马政府的执政能力。在白宫和国会的博弈中，天平由原先倒向白宫转为两者平分秋色乃至国会略占上风。为避免成为政治“跛脚鸭”，奥巴马政府势必会在一些问题上先发制人、采取强势，这就注定了中国问题，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在未来几年会不断发酵。    

　　作为整体战略，在对华政策上有重要发言权的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开始以更尖锐的态度指责中国，他宣称：“我们正在研究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采取什么措施能促进中国政府更快采取行动”。美联社的分析文章说，这也是盖特纳上任以来对中国汇率政策评论“最严厉的一次”。美国政府本来打算通过秘密外交促使中国让步，但美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意味着”这一政策可能告一段落。    

　　在2010年10月韩国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夕，盖特纳更致信其在G20的同行，要求这些国家停止操纵汇率以避免“过度动荡”和全球货币战，英国《卫报》分析说，这是华盛顿对北京“几乎未加掩饰的攻击”。    

　　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表他的“专业意见”。2010年4月14日，他称，中国以一种低估了的汇率把人民币跟美元挂钩，是“有害的全球失衡”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意思就是中国的人民币政策，导致了美国出口下降，并损害了世界经济平衡。我注意到路透社当时的评论就说“这是伯南克在人民币问题上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言论”。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似乎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肇源地，而人民币汇率政策则是“恶中之花”。对于美国规劝人民币升值以应对通胀上扬的“苦心”，中国方面却似乎并未领情，更多的是提升利率。    

　　中国的“漠然”态度让伯南克感到不安。2011年2月9日，在中国四个月内第三提高利率25个基点后的第三天，用西方媒体的话讲，伯南克“罕见地提出批评，他质疑北京应对经济过热的方式”。    

　　他在当时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升值既符合美国利益，又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他们解决通胀问题。他进而解释说：“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令人惊讶———就是他们也有通胀问题。而且，他们处理通胀的方式不是让人民币升值，这将减少对他们出口品的需求。”    

　　伯南克随即开出了自己的药方，那就是人民币升值，升值，再升值！他说：“更确切地说，他们(中国政府)把通胀问题放在那儿，反而试图通过加息来减少内需。中国更好的策略是不要调控国内需求，并让人们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    

　　伯南克话语看似有理，人民币升值也确实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抵消通胀上扬带来的风险，但这只是部分作用。而对任何一个国家央行来说，遏制通胀、刺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显然不是汇率政策，而是利率调整。想刺激经济，那就需要降息；而通胀上行，加息自然顺理成章。    

　　伯南克“罕见地对另一国央行政策发表批评”，在我看来，不过是“人民币升值万能论”的必然表现——在他和其他许多美国人看来，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经济复苏疲软，等等等等，统统是人民币低估所致，因此，解药就是，人民币升值。    

　　美国的步步进逼，使得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就说，美中两国的紧张局势可能引发危险的冲突。他说：“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对手，但不是敌人，可是如果熬白马政府用现在的方式推动贸易议程，我们最终会成为敌人。”    

　　面对山雨欲来的形势，2010年9月20日，8名美国前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联合致信国会，敦促后者不要通过立法来强迫人民币升值。参与联署该信的涵盖了民主、共和两个党派，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坎特和巴尔舍夫斯基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施瓦布。    

　　信中说：“我们与中国的谈判的经历说明，通过立法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不能使中国加快汇率改革的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用不合时宜的立法摧毁它。”    

　　美国朝野几乎同时改弦更张，远不止只是汇率问题那么单纯。如果说，盖特纳上任前后口不择言，尚有缺乏政治头脑或有意试探的因素，那么美国新一波在汇率问题上的攻势，原因则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其大致有三。    

　　首先，政治化企图。如上所述，当时美国失业率高企，民怨沸腾，而中期选举又在即，奥巴马急需转移国内焦点，而议员们更希望操纵议题，为自己选举拉票。    

　　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看来，美国政客这么做，倒见不得真希望此举能创造多少就业，而是希望在舆论上和形象上争取得分，他们目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席位，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奥巴马政府为了得到议员的支持，也就开始炒作人民币议题。“但很遗憾，中国就成了美国政客的‘出气筒’。”陈志武教授说。    

　　其次，降低赤字，为美国扩大出口铺路。奥巴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美国出口额要翻一番，由此为美国创造两百万个就业岗位。在金融危机导致各国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出口最大的指望，无疑就是中国。    

　　对于这波对中国的攻击，奥巴马政府官员大多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对此，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明确指出：“有些国家为了提高本国出口而贬低本国币值，反过来又企图用施压的办法来强迫别国的货币升值。我以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再次，美国此举，也不乏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心态。    

　　美国表面上口口声声宣称，美中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繁荣对美国也有利。在2009年夏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辞中就指出，国家间的竞争不应该是零和游戏，中国是国际社会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一员，战略与经济对话代表着两国持续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承诺，而这将重塑21世纪。    

　　奥巴马的言辞很动听，但在实际外交策略中，在我看来，美国总显露出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迹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崛起之势更加明显，就颇让不少美国人很不痛快，在人民币问题上发难，自然正中他们下怀。    

　　从过去几年人民币议题时隐时现看，美国从来就没放弃这个施压筹码，盖特纳之所以要淡化其原先的讲话，不过当时是非常时期，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有求于中国，其对华政策不得不有所软化；但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加之国内政治压力抬升，人民币汇率也就自然又成为他们施压的手段。    

　　在2009年推出所谓汇率议案时，一些美国议员就公开宣称，现在和以前不同了，美国必须在汇率问题上继续采取攻势。美国参议员舒默更直言不讳：“他们(中国)需要美国市场，胜于我们需要中国。”    

　　这无疑让人看到了美国一些人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的嘴脸。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美国国内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攻击时，美国商界，尤其是一些美国大企业都起到了积极的反制和缓冲作用。    

　　但在2010年的新一波攻击中，这些本可对政府有影响力的企业，则大多采取了观望态度。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美迫使人民币升值不损害这些企业利益，甚至可能还对他们在中国扩张有所裨益；二则是他们认为中国当时对外资政策在收紧，不满之下希望借此迫使中国政府做出更多让步。        

　　这一点或许是需要中国政府认真思考和应对的。

　　围堵，以“国际共识”名义    

　　美国在人民币上攻势凌厉，人民币汇率在争议中节节走高。2010年10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830，较前一交易日走高181个基点，创下汇改以来新高。    

　　但美国的汇率攻势，所导致的擦枪走火，受害的其实也并不仅仅只有人民币。    

　　在巴西，雷亚尔快速升值。自2009年年初以来，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升值了约有25%。巴西国内叫苦不迭，巴西政要也出离愤怒。    

　　巴西政府被迫宣布，将买进“过量美元”抑制雷亚尔的升值。而从201010月5日起，巴西把对外国投资者在巴西固定收益投资的金融操作税税率从2%增加到4%。    

　　战火延烧到世界许多地方。在日本，日元币值的大幅走高，导致东京方面结束为期6年的不干预汇市政策，抛售了估计价值200亿美元的日元。    

　　外汇市场的动荡，也迫使韩国、泰国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介入市场干预。    

　　世界黄金市场也牛气冲天。2010年以来，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上涨20%，远超过股票、债券等传统纸质资产。10月5日，由于美元汇率降至1月以来新低，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盘中价再创1340.6美元的历史新高。    

　　人民币汇率的博弈，怎会转化为整个世界外汇市场的震荡？    

　　罪魁祸首，就是美元。    

　　从美国的货币政策看，美国表面上仍奉行“强势美元”政策，但实际则是“弱势美元”挂帅，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国内的危机。这也有历史的案例，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主动抛弃了金本位制，使美元迅速贬值，以此摆脱国内的危机。    

　　从这点看，敦促人民币升值可能只是美国转移舆论焦点的一个幌子，掩盖的是美元主动贬值转嫁危机的目的。    

　　汇率的冲突山雨欲来，巴西财长曼特加发出警告，随着世界各国政府争相降低汇率以提高竞争力，一场“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    

　　西班牙媒体《起义报》更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在国际外汇市场打响。    

　　对于这种混战的结果，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必胜，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美联储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制美元”。    

　　在这场硝烟四起的战争中，既有双方间的捉对厮杀，更多的是各种力量间的合纵连横。    

　　对于2010年春天美国推迟公布汇率报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就直言不讳指出，这“只是为我们目前的收获付出的一点小代价”，因为这“反映出，奥巴马政府渴望在多边——而不是双边——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    

　　干多了“单边”的美国认识到，对付中国这样的大国，单方面施压不可能达成目的，反而压缩自己的利益空间，而借助多边，依靠所谓国际共识的力量，则是对付中国的利器。    

　　和美国一拍即合的，首先就是欧洲。    

　　在一些欧洲政客眼中，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按照一些欧洲人士的分析，一方面，他们从中国受益，正是中国市场的大量需求，成为他们摆脱衰退泥沼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心惊胆颤，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竞争力强的原因就是人民币低估。    

　　此外，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反弹，欧美经济复苏疲软，羡慕心态往往会转化成嫉妒，而妒忌又往往演变成仇视，于是“吃大户”的心态就会要求中国有所“奉献”。反映到国际舆论上，美欧高谈“中国责任”，中国要履行责任，人民币就必须升值，反之，就是不负责任。    

　　2010年11月5日，中欧工商高峰会，欧洲人紧随美国人发动攻势。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负责货币事务的欧盟委员奥利?雷恩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人民币仍然“被低估”。    

　　欧洲站到了美国一边，原先试图一个声音说话的“金砖四国”也正出现分化。    

　　巴西和印度的立场也出现微妙变化，他们开始附和美欧的主张，在人民币问题上对中国施压。    

　　巴西央行行长恩里克?梅雷莱斯表态说，人民币升值对于世界经济达到均衡是“绝对关键的”。他称：“目前全球市场存在一些扭曲。其中一个是增长不足，另一个是中国。”    

　　印度央行行长杜武里?苏巴拉奥也直言不讳称，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正给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带来负担。因此，“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那将对我们的对外部门产生正面影响。”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称，让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的利益：“既然现在危机已经结束，为中国自己打算，提高汇率灵活性，避免与美国乃至其他全球合作伙伴摊牌，真的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    

　　巴西、印度态度的转化，与美国的外交攻势有莫大干洗。2011年2月份访问巴西时，美国财长盖特纳就敦促巴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劝说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他在圣保罗商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巴西正面临资本的大量流入，而其他新兴经济体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这种资本流入。这些国家试图用受到严格控制的汇率机制来维持估值偏低的本国货币。”在回打学生提问时，盖特纳更表示，巴西和美国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两国在全球的利益也“非常相似”。    

　　盖特纳口中的“这些国家”，首要的一个，肯定就是中国。尽管巴西和美国经贸摩擦频繁，而且当时的巴西总统卢拉更多次抨击美国制造了金融危机，但盖特纳仍期望争取巴西共同对付中国。用布鲁金斯学会拉美计划负责人毛里西奥?卡德纳斯的话说，对美国而言，再没有比巴西更好的盟友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巴西显然有发言权，而巴西要说的话，也代表拉美很多效小国的想法。”    

　　在2010年10月的韩国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美国财长盖特纳还特地邀请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纳打和日本等西方七国财长举行大约一个小时的午餐会晤。当时的韩国《朝鲜日报》就分析说，这是“美国为了在G20内拉拢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    

　　作为美国对中国施压的重要一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面上采取超脱态度，但其领导人多次附和美欧的说辞，以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为由，敦促中国采取行动。    

　　据内部人士透露，时任IMF总裁的卡恩更一度同意美国的建议：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不增加中国在IMF份额，但他的观点也遭致广泛批评而不得不放弃。    

　　相形之下，时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措辞更为委婉一点。他指出，人民币升值不是万能药，对外界来说，重要的不是在人民币问题上向中方施压，而是中国采取措施降低储蓄率，从而促进内需。    

　　布莱查德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解释说，随着中国国内需求出现增长，中国应该防止经济过热，重新调整原来用于促进国内需求的资源，“一个正确的途径就是让人民币升值。在我们期望中国经济实现中期可持续增长问题上，我们就必然想到人民币升值问题，这是对应的关系。”    

　　但这也就是对中国记者这么讲，在更多场合，布兰查德和许多IMF的官员一样，都坚持人民币必须升值，而且是大幅升值。

　　这一系列针对色彩明显的表态，再度印证了一句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期望人民币升值的，大多认为升值将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由此，何乐而不为？    

　　在舆论的合围下，中国面临的压力空前巨大。    

　　在这场硝烟四起的货币战中，既有双方间的捉对厮杀，更多是各种力量间的合纵连横。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试图拉拢欧盟、日本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以所谓人民币低估也损害他们的利益为由，组织一个“联盟”，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傲慢的大国”，而G20、IMF以及WTO，正成为这些国家对华施压的平台。    

　　美国外交学会的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就说：“如果富裕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联手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那么它很难不理会这种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显示超级大国傲慢的一个范例。”    

　　中国不是一个傲慢的大国，中国的崛起需要宽松的国际环境，这就注定了在汇率博弈不能是简单的说“不”。但示弱并大幅升值，则有将损害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更关系到中国千百万人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