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各国的政客们而言，要其在保增长或是控通胀这二者间，任择其一显然也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但从目前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对保增长促就业的关注显然更占上风。    

　　◎ 但我们需注意到的是，衰退固然能导致政治的失败，通胀又何尝不可以呢？其实通胀更是一种疾病，并且是一种有时甚至可以致一国和民族生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它会很轻松的摧毁一个社会。这样的例子太多：在德国恶性通胀为纳粹的上台铺平了道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旧中国，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极其动荡，再加上国民党当局为弥补战争所形成的巨额赤字，这种完全依赖印钞机的做法，最终不仅决定了金圆券的命运，也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崩溃。二战后的典型则非阿根廷莫属。

　　被漠视的通胀    

　　◎ 对于各国的政客们而言，要其在保增长或是控通胀这二者间，任择其一显然也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但从目前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对保增长促就业的关注显然更占上风。面对糟糕的就业形势，奥巴马显然按耐不住了。事实上在就业和通胀方面，就业问题不仅是美国政府所更为侧重的，就连学界也认为就业才是最应关注的经济环节。    ◎ 为了抑制通货紧缩、促进就业，克鲁格曼力主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为目标。这种不纠缠于问题的根源，而直接实施疗法的方式，也得到了本.S.伯南克的赞同。“如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一直是本.S.伯南克的立身之本。持有相近观点的还有奥巴马的前经济政策首席顾问Romer。

　　奥巴马的新计划    

　　◎ 而对于各国的政客们而言，要其在保增长或是控通胀这二者间，任择其一显然也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但从目前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对保增长促就业的关注显然更占上风。面对糟糕的就业形势，奥巴马显然按耐不住了。     

　　美国劳工部2011年8月18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由于汽油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美国7月通胀水平提高。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季调后月率上升0.5%，创自2011年3月以来最大增幅。但与之形成对应的却是，美国9月初公布的就业数据让人为之失望，不但失业率维持在9.1%的高位，而且8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居然录的零增长，受此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再次大幅波动。这些数字看上去很枯燥，但它们反映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现实。那就是一方面通货膨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美国人失业或未就业。   

　　当然于现在而言，非但美国经济伤脑筋，世界各国事实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在衰退和通胀中煎熬着。而对于各国的政客们而言，要其在保增长或是控通胀这二者间，任择其一显然也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    

　　但从目前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对保增长促就业的关注显然更占上风。面对糟糕的就业形势，奥巴马显然按耐不住了。9月8日，在国会联席会议前，奥巴马于当天提出了总额为4470亿美元的促进就业计划。奥巴马建议投入1050亿美元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就业。他还建议国会为约600万可能失去失业保险的人提供500亿美元的失业津贴。    

　　建议还包括，投入1750亿美元，为工人继续降低工资税，为工商界制定新的工资税减税。奥巴马建议，到2012年，对工人工资所得税减税，税率从4.2%降到3.1%；工商界工资税率从6.2%降到3.1%。建议还鼓励工商界，如其增加雇佣人员，还将得到额外的工资税免税期。此外，计划还建议投入350亿美元，防止教师与警察与消防员等紧急情况人员失业。这也将遏制地方政府解雇雇员，使失业率持续上升的趋势。奥巴马还建议投入500亿美元，用于使高速公路、铁路与机场现代化，此举将让数十万建筑工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在规模上，这次计划堪与2009年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相比。那次8250亿美元的计划，分别在3年多内投入。而这次新的一揽子计划大部分将在2012年投入。同时，奥巴马呼吁共和党人停止“政治斗争”，立即通过这次促进就业的议案，将给目前“停滞不前”的经济提供巨大动力。    

　　这个一揽子计划是奥巴马对美国目前高失业率与经济复苏乏力所做出的反应，其目的就如白宫发言人Jay Carney所强调的，是旨在于直接、快速和积极地影响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Jay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在短期内就对经济和就业发挥作用的事情，而总统的方案将做到这一点”。

　　克鲁格曼的解决方案     

　　◎ 克鲁格曼认为政界近两年来只关注于债务上限、通货膨胀这类错误的问题上。在他看来，社会核心的就业问题却并未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注。   

　　◎ 为了抑制通货紧缩、促进就业，克鲁格曼力主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为目标。这种不纠缠于问题的根源，而直接实施疗法的方式，也得到了本.S.伯南克的赞同。     

　　事实上在就业和通胀方面，就业问题不仅是美国政府所更为侧重的，就连学界也认为就业才是最应关注的经济环节。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其思想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事实上正是当下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所以了解克鲁格曼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    

　　早在2011年8月4日在《纽约时报》其专栏里发表了一篇题为《重要的是就业而非债限》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写道：    

　　“消费者仍受住房泡沫时期产生的债务所拖累，未做好消费的准备。在消费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企业界也不会扩张。由于痴迷于赤字问题，政府在能够且应该促进急需的经济发展时，却退缩了。”    

　　他连带着对伯南克也予以了批评，他认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他的同事同样也有责任，因为在他看来联储未能尽其所能，原因是美联储更为关注的是假设中的通货膨胀的担忧，而不是真实的失业状况。他抱怨道，近期美国的麻烦在于：政界近两年来只关注于债务上限、通货膨胀这类错误的问题上。在他看来，社会核心的就业问题却并未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注。   

　　为此他呼吁奥巴马即刻解决就业问题，他甚至帮奥巴马设计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他的方案是：    

　　“一个可以采纳的做法是向处于困境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新一轮援助。这些政府的财税收入已大幅缩水，它们无法像联邦政府一样通过借债来填补临时的资金缺口。增加援助将有助于避免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的急剧恶化，也能避免几十万个就业岗位就此流失。    

　　同时，联邦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工作来促进就业。现在应该效仿罗斯福新政，建立一个哪怕是小规模版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提供报酬相对较低(总比没有强)的公共服务工作。可能会有人批评政府如此“因人设岗”地创造工作，但当初WPA的确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而且，关键问题在于，直接的公共岗位可以用相对较少的成本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华府自由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院’公布的提案指出，每年在公共服务岗位上支出400亿美元，3年就可以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这听起来还不错。    

　　最后，我们可以直接奖励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现在实施类似德国那样非常成功的为不裁员的企业提供补贴的计划，或许为时已晚，但可以鼓励企业在经济好转时增加人力。“经济政策研究院”提议为增加招聘的企业减免部分税收，这个方法肯定值得一试。”    

　　他甚至连共和党议员如果出来阻挠方案实施的应对预案都设想好了，他建议奥巴马总统可以对共和党展开杜鲁门风格的竞选活动。    

　　克鲁格曼的观点事实上是一贯的，早在1999年，他在访问日本时，与日本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辜朝明先生就日本当时的经济困境进行的对话中，他就曾毫不讳言地主张，“理论上依靠印刷钞票也能刺激需求，因此日本央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就能产生有效作用。”当辜朝明先生回答道，这样就意味着难以想像的通货膨胀时，克鲁格曼教授毫不犹豫地说：日本正是需要200%～300%的通货膨胀率。克鲁格曼辩称通货紧缩才是日本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他甚至认为追究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原因已经无关紧要。为了抑制通货紧缩、促进就业，克鲁格曼力主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为目标。    

　　这种不纠缠于问题的根源，而直接实施疗法的方式，也得到了本·S·伯南克的赞同。在2002年-2003年间，当时由于互联网泡沫破灭，经济复苏仍然缺乏动力，整个美国尤处于通货紧缩的担忧中。正是这位伯南克先生，在他刚刚进入美联储还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里，当时就极力鼓吹降息。他当时出面暗示，美联储可能采用包括印发更多货币等非常规措施，来制止通货紧缩的出现。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评价说：“伯南克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讲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向市场保证，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防止通货紧缩)。”结果导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这是美国45年来的最低点。“如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一直是本.S.伯南克的立身之本。

　　罗默的历史发现     

　　◎在Romer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结束大萧条的唯一的重要原因。还不止此，Romer后来的研究更显示，美国自1950至19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里，经历八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衰退，结束衰退的动力，无一不来自货币政策。而奥巴马对Romer的任命，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一学说的信任。     

　　另外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Christina Romer。Christina Romer在1991年发表了她的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经济数据中，计算当时的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这一系数即政府开支每增一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将相应增加多少个百分点之数，但她发现该数值却很小。她更从当年联邦政策文件中发现，1933年到1941年之间的8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财政收支的平衡，罗斯福的“新政”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几乎都是由税收补足，故根本没有想像中那么大的以赤字为代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赤字在GNP的占比，在整个30年代都还不到1个百分点，有几年政府收支表上甚至录得黑字！这个发现表示，罗斯福当年并没有真正实施以赤字为原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就算是有的话，由于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值很小，政策效果也会微不足道。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大萧条之所以终结，主要应该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述的那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认为当时的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比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要大上三倍有多，也就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威力，远比积极的财政政策远要强大。从1933年到1941年之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百分点跌至负的10个百分点，这说明当时通货膨胀率是很高的。    

　　而促成这一情况的出现的，并不是美联储主动增加货币流通量。当时的货币量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因素增加，而使得大量的欧洲黄金为避险而涌入的结果。当时的美国的中央银行只是没有把这些黄金sterilize(即银行取得汇入的黄金后，据此扩大信贷而央行不加阻止)，货币流量于是大量激增。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结束大萧条的唯一的重要原因。还不止此，Christina Romer后来的研究更显示，美国自1950至19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里，经历八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衰退，结束衰退的动力，无一不来自货币政策，而以赤字为表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却几乎为零。奥巴马对Christina Romer的任命，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一学说的信任。   

　　与他们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斯文森(Lars E.O.Svensson，2003)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资深经济学家艾格尔逊(Gauti Eggertsson,2003)，他们建议实行价格水准目标制与货币贬值相结合的政策。这些专业学者都热衷于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包括艾钦格林(Barry Eichengreen，2004)、艾钦格林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85)、伯南克(2000)、Christina Romer(1991)以及特敏(Peter Temin，1994)等在内的专家，关于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专著全都认为：如果当时美国中央银行实施更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长期经济萧条以及流动性陷阱等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对于现实，他们的观点是：因为失业率高企，会严重影响当地消费。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达七成，势将拖累增长。而经济增长缓慢又无疑会导致失业率的产生，这对于这些信仰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者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   

　　当然对于那些渴望获得政治权利的人而言，同样是不可接受的。于这些人而言，要想获得炙手可热的权利，那么就必须要有足够多的选票，而获得选票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握有大量选票的选民获得工作。也正是因此，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就业的现实目前，也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以较高的失业率，去医治通货膨胀，于那些渴望获得政治权利的人而言，显然是不符合其经济利益的。

　　要命的通胀    

　　◎ 衰退固然能够导致政治的失败，通胀又何尝不可以呢？其实通胀更是一种疾病，并且是一种有时甚至可以致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它会很轻松的摧毁一个社会。这样的例子太多：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府开动印刷机，打算以此来支付工人的福利和拖欠的战争债务。供需失衡的情况马上出现了，市场上流通了太多的钱，不久纸币就变得没有任何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折腾，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说就是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旧中国。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极其动荡，再加上国民党当局为弥补战争所形成的巨额赤字，这种完全依赖印钞机的做法，最终不仅决定了金圆券的命运，也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崩溃。   

　　◎ 二战前阿根廷曾一度是繁荣兴旺的代名词。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一切都为之改变。那么谁应该为阿根廷的停滞不前而负责呢？一种解释就认为是通货膨胀。    

　　套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说就是“由于痴迷于充分就业问题，政府在能够且应该遏制通货膨胀的时候，却选择了退缩。总之，他们太不把通货膨胀当回事了!他们显然忽视了，衰退固然能够导致政治的失败，通货膨胀又何尝不可以呢？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80年代初，到访中国时所强调的：“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货币体系发生故障的征兆而已。”通货膨胀的出现，本身说明的是我们的货币体系出了问题，而对于货币体系所出问题的严重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早在1920年就认识到了，他告诫人们“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藏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    

　　诚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所说的，其实通货膨胀更是一种疾病，并且是一种有时甚至可以致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它会很轻松的摧毁一个社会。    

　　这样的例子太多：

　　谁为纳粹铺平了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超速通货膨胀。德国政府开动印刷机，开始凭空印出没有任何贵金属或商品作保证的纸币，打算以此来支付工人的福利和拖欠的战争债务。正是因为这种折腾，按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说就是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超速通货膨胀。战后，英、法等战胜的协约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这种支付引发德国严重的财政赤字。按照传统的财政支付方式，这笔巨额的赔款，对于被战争摧毁而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德国而言，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这个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而言，其工厂停工、农田荒芜，它哪里还有税可收呢？为了战争德皇威廉二世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托·艾伯特·冯·霍亨索伦早把可以搜刮的财富都给搜刮的一干二净了，把可以征缴的也都征缴完了，而重建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到1922年底，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它根本没有财力支付“凡尔赛条约”的战争赔款。作为报复，法国和比利时随即派出军队占领了德国最富庶、产值最高的工业区。作为回应，当时德国的工业巨头们也随即命令工人们罢工，这让本已岌岌可危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面临经济危机，德国政府为此不得不开动印刷机，开始凭空印出没有任何贵金属或商品作保证的纸币，打算以此来支付工人的福利和拖欠的战争债务。    

　　供需失衡的情况马上出现了，市场上流通了太多的钱，不久纸币就变得没有任何价值。在1922年，纸马克(Papier mark)的最大面值为50 000，一年以后它变成了100 000 000 000 000。与之相伴的是：从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德国的物价亦以惊人的比率上升着。    

　　鲁道夫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啤酒馆，花8 000马克买了一杯慕尼黑啤酒，当他喝完这杯啤酒后却惊讶的发现，原来同样的一杯啤酒，此时已经涨到了10 000马克。    

　　而他工作的奔驰公司发工资的情况更是雷人。只见火车拉来了一车的钞票，车尚未停稳，就开始向焦急等候在路旁的工人们，大捆大捆地扔钱。而鲁道夫每日所定的报纸价格变化情况更是离谱：1921年1月，每份报纸的售价还只不过0.3马克而已，到1922年5月时上涨到1马克，同年10月为8马克，次年2月上涨到100马克，9月猛涨到1000马克。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到1923年秋，价格的变化越来越快，10月1日，报纸售价比9月整整翻了一倍，为2000马克，到10月15日则已飞涨到120 000马克了。价格还在涨，到该月月尾，该价目已经飞涨到1 000 000万马克、到11月9日该价格则高达5 000 000马克………据估计，到1923年11月底，德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325 000 000%。这意味着在这一年里，物价每两天就得翻个倍。    

　　正是因为这种折腾，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说就是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