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英国《金融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韩国三星公司中华区总裁到任两年多时间，经常不呆在北京的办公室召集会议，而是整天开着车在中国广大的中部、西部边远地区到处走访，进行一系列的市场走访调查，并根据调查分析推动三星公司在中国业务的本土化战略。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三星的中国市场战略获得了惊人的回报。

　　只要看看这些数据，就能理解三星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之处。三星手机、智能手机、三星电视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排名第一。比如三星智能手机占中国市场销售份额的30%，大名鼎鼎内地苹果也只占到10%。在开拓中国内地和乡村市场中，三星一个关键的策略是，摆脱对国美、苏宁等销售商的依赖，开设自己的店面，不仅把三星产品带到二线、三线城市，而且推到四线、五线、六线城市。这些地方，中国自己的大型零售商都还没有到达。

　　比较我们许多国内的大企业，它的商业眼光甚至只盯着中国二线以上的大城市，最多发展到三线城市，他就觉得国内的市场就算到头了，很了不起了。三星这样的外企，在中国内地和边远地区能够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也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强烈的刺激。

　　现在全社会都在谈论如何刺激消费，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需求，现在看来，我们的思路有些滞后，我们的做法显得有些短期行为，还缺乏力度，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可持续的、实实在在的办法还不多。甚至在经验的积累上，我们也还很欠缺。

　　虽然对于我们的内需拉动战略来说，三星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只是一个个案，内需需要刺激，市场需要培育，但这种新的增长模式，绝对不是在旧的轨道上运行。尤其是我们的许多企业，这些年来也许对国外市场、对全球需求的分析研究很到位，但是对眼皮下面的国内市场，还缺乏正确的战略定位和有效的实施策略，所以三星的个案例可以引出很多思考。

　　比如，内需拉动经济这个方向，从中央到地方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它的实施战略应该是怎样，我们在战略的制定上还不敢说已经到位了。我举个例子，比如在经济生活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开发区，我们的很多的开发区，既包括沿海的，也包括内地的，它从开始设立的时候就是外向型的，主要方向是为出口、为对外经济贸易进行生产、提供服务。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和经济有关的、宏观的和微观的政策，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要素的配置，全都是围绕着这种外向型经济的需要来制定的。

　　但要让中国经济转向更多依托内需的新模式，并不是简单地把外贸出口产品，拿到国内来销售，就算完成了。有人拿现实生活里一些典型的事例，来说外贸与内需的不平衡。比如，同样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同样一个品牌的服装，在国外超市里购买，就比在国内超市购买价格要低很多。

　　现在，我们向内需拉动转变，可是这么多年政策的积累和叠加，要把它调整到拉动内需、转到刺激消费上来，其实都意味着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意味着要素的重新组合。意味着经济战略的一次大调整。

　　从三星拓展中国内地和西部市场给我们的启示来看，要想开拓市场、刺激消费，我们不是简单的把产品送到乡下和内地、西部边远地区，而是要把成熟的商业渠道向下延伸、把成熟的商品营销服务模式向下延伸、还要把消费者喜欢的知名品牌向更广阔的内地和西部延伸。它不是简单的工业品下乡，而是关于乡下和边远地区的经济领域的一种制度性建设、物流平台建设、服务体系建设。说到底，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的建立。

　　道理虽然说的很宏观，但这种转变时时刻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比如三星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模式，还有布隆伯格新闻社最近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中所关注的现象，就是两家美国企业，拥有必胜客和肯德基的百胜全球餐饮集团，今年一季度在中国的营业额增长14%；而液压设备制造商伊顿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始终没有复苏的迹象。这种差异化的结果，证明了中国逐渐向消费和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迹象。这也值得中国公司的决策者们关注。（经济之声《大话公司》评论员杨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