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