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些年，记录中国人的情感春秋，大家好我是晓婷，大家好我是羚瑞。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在对派遣留学生的问题上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拉开了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中国留学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主持人：同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访问学者起程赴美，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国政府和民间教育代表团纷纷出访日本、加拿大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随之，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1978年，41岁的龚祖埙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进修分子病毒学；1979年10月20日，43岁的钟南山到达英国进修医学；1982年，林毅夫远渡重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1983年，陈章良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攻读研究生；

　　主持人：1978年中国留学生制度的恢复，给了这些学子了解世界的机会。本周那些年为您讲述:邓小平重大决策下影响的普通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沈骥如老师。沈老在那段时期身上有两个第一，一个是77年恢复学位制度后第一批研究生。

　　沈骥如：1978年。

　　主持人：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1977年恢复了大学高考。其实昨天沈老也可以来。另外一个身份就是80年代初第一批咱们公派留学生，尤其是到荷兰，沈老也是最早的留学生之一，今天来给我们讲述他的留学生涯，要说在那个年代，名额其实挺少的，我们今天看到其实1978年去美国一共全国有52名，其实每年陆续全国有所增加，那么您那一年大概您的周围，您的学校给了几个名额。

　　沈骥如：就是两个，一个是我的一个同学，叫（高忠泽），他学法律的，到德国去，我是到荷兰。我是学欧洲一体化。就是经济方面，我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就是拿到硕士学位。是1981年拿到的，然后我就留校了，留校了就是做辅导员，同时是个讲师，学校当时社会科学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生院，像北大、清学、复旦大学都还没有社会科学的研究生院，文科的研究生院只有我们的一家，所以中国驻荷兰大使馆跟荷兰的教育部弄到一个名额，它就给社科院了，社科院就让我去了，社科院的研究生院。

　　主持人：我也听出来了，您身上还有第三个第一，就是以您这样的专业的话，您是最高学历出国留学的。

　　沈骥如：当时还没有博士生。

　　主持人：所以您是最高学历。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了。您当时接到院里的通知，让您去荷兰留学，您还记得那天的心情吗？什么心情。

　　沈骥如：当然挺激动了，我因为在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学的是美国经济。另外从来没出过国，我就跟我们的党委书记说，是不是我把英文学好一点再走，他说不用，你就去，我们打算明年要招10个博士研究生试点，你就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西方，你搞国际问题你了解了解，这个时间只有八个月，它是一个研究生班，但是不设学位的，他说我也不要求你学什么学位，你就呆八个月，了解了解西方的现代社会、经济。

　　主持人：为未来的博士的学习…

　　沈骥如：有点实践的感受就行了。那么也没考试，就荷兰大使馆找我去了一次，因为是他们政府奖学金吗，它得了解你是不是走后门了，你得是这方面的人，他就拿英文跟我谈了半个钟头，然后谈完了之后说可以你可以去了。

　　主持人：当时谈些什么，我都高山仰止了，半个小时的英语交流。

　　沈骥如：就谈谈当前的经济什么的，随便聊，看你是不是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就行了。

　　主持人：那么出国之前单位没有给您什么培训吗？

　　沈骥如：没有考试，学校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搞10个博士研究生的试点，我是内定一个，就这么让我去了。当时文科的出国的规章制度都还没有呢，所以就…

　　主持人：当时好像以理科为多，你看我们刚才介绍的几位，很多是学生物的。

　　沈骥如：像（修瑞先）。

　　主持人：是上海的吗？

　　沈骥如：他是哪的，我不知道，他是生物的。他就是也是那个。

　　主持人：我讲的陈章良也是学的生物的。还有很多再到后期很多学经济的。

　　沈骥如：学经济就是文科了，文科在当时出国留学的人是很少的，反正规则都还没有出来的。

　　主持人：当时你们出国的话，给你们的奖学金是多少。

　　沈骥如：不是中国政府给，我是荷兰政府给的，大概一个人1300左右，每天是40几个荷兰盾但是我们出国的时候，当时还是怎么说，你要交一部分。

　　主持人：就是人家荷兰给了你们奖学金，但是你得省一点，要交回给社科院。

　　沈骥如：当时都是这样，大学出去也是这样。

　　主持人：1978年中国留学生制度的恢复，给了很多中国优秀学子了解世界的机会，本周那些年，为您讲述邓小平重大决策下影响的普通人，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检索经济之声那些年来和我们沟通，今天作客我们直播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沈骥如老师，沈老也是在80年代初第一批去荷兰留学的留学生，刚才讲到了每个月，是荷兰政府给您奖学金，1300多盾，折合成美元差不多是500多美元一个月。而且您在荷兰还不需要为住宿花费。

　　沈骥如：对，它是让我住的学生公寓。

　　主持人：我们微博上有人说了，还有这等好事，留学政府还给发工资。

　　沈骥如：这个是这么回事，刚才有网友说怎么还扣你的钱，这个我觉得还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当时中国的非常穷，我们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是1亿6千万美元，现在一个中等企业恐怕都不止这点钱，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这简直是那个时候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小平去联合国开会，连给旅馆的小费的零花钱都是中国人民银行都凑了半天才给它凑出来，所以当时要我们交一点我们是完全理解的。那么而且社科院也说，外事局派我出去的时候跟我谈话，说我们不知道你应该交多少，你让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根据当地的生活情况给你定规矩，那么去了以后，定的规矩大概就是上交45%这样子，那么这个我是很自觉很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国家很穷，能让我去就很不容易了，那么回来以后，我已经就马上要给原来我们的社科院副院长，当博士研究生了，我去给他汇报我的学习，我顺便告诉他，让我交的那个钱，4000多个荷兰盾，我已经交给外事局了，我本来想他会说你做的很好，结果没想到老先生说你瞒好不要交了，哎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已经给中央写报告了，外国政府给的奖学金是给你们学习生活用的，不是给我们中国的机构交税的。所以这个钱不应该扣，那么中央也统一我是1984年五一前回来的，从1985年1月1号开始，所有的留学生拿到外国奖学金不用上交了。

　　主持人：您又是没赶上。

　　沈骥如：这个不能怪当时的做法，因为当时确实这么大一个社科院它也要有一些外事活动，有一些领导到出国他连给旅馆小费的钱都没有。

　　沈骥如：所以它要从留学生那拿一点。但是这个阶段很短，从1985年开始，国家就有这个规定，不能在让留学生上交了。就是很短，

　　主持人：确实那一段时期非常困难，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外汇储备，我看到一个朋友写回忆录，它去国外留学也是在80年代初，到了大使馆，他先到当地大使馆，一位厨师中国的工作人员，碰到这个中国留学生对他讲，你一定要刻苦学习，说你们留学生都是农民们就是多少农民供出来的，据说当时是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

　　沈骥如：差不多。因为我们当时贫困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一块，一个美元，你在国外学一年，怎么也得一万。

　　主持人：这么一算真是这样一笔帐，我今天看到王小波在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之前写这个经历，当然他是后期了，80年代后期去的美国，当时申报那个去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去送签证，排了好长的队伍，心理都很忐忑，怕自己被拒签，签完了之后就茫然走在大街上说，接下来我该干什么呢？然后一想是去美国该买点衣服，您临行前做了哪些准备？

　　沈骥如：没有特别的，社科院给了我一笔置装费，因为当时我也没西装，什么大衣什么的，这个都是国家给的钱，我做了衣服，除此以外，没什么东西了，因为只能带20公斤做飞机。托运的行李20公斤。另外你可以带一个包，当时也没有电脑，当时的电脑还有286。没人用。

　　主持人：那您当时也是第一次做飞机吗？

　　沈骥如：第一次坐，而且上飞机的时候，我是坐的德航，我还问他，我说这个上飞机这个英文怎么说，人家说这个卡叫 boarding card，就是登机的卡，万一我找不到了，我听不懂，不行，我第一次坐飞机。

　　主持人：看来这次出国，带给您太多人生当中第一次了。到了荷兰这个飞了多长时间，还有印象吗？

　　沈骥如：要在法兰克福转机，大概飞了17、18个小时。旅途还是挺漫长的。它因为当时没有直航，要经过印度，要经过迪拜，还要在法兰克福转机。到了荷兰使馆来接我，接我，就坐了他们使馆的车到了阿姆斯特丹，结果上了高速公路，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一边是来，一边是去，当中有隔离带，车开的飞快，那个车就像现在的北京差不多。没三环路那么堵，开的飞快，哎呦，我说这得多少汽油啊，另外这个车开的这么快，多好啊。我的祖国怎么还没有这样的道路。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的祖国现在有9万公里高速公路，比美国的还多，北京有540万辆汽车，鄙人也有一辆这都没想到。

　　主持人：我们能这么快拥有这一切。

　　沈骥如：因为我在荷兰学习的时候，有统计表格，每百户人家的几部电话，那么像欧洲国家都是70、80个。美国都是上百个，汽车有多少。我们中国一百户人一个电话都不到，私人汽车也是没有的。没想到中国现在成了第一汽车生产大国，每年2000多万辆，这个在一个人的一生里看到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主持人：那在当年你也是非常直观的看到祖国…

　　沈骥如：当时我没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和我们一样国情差不多的印度，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高速公路。所以这个就体现出社会制度的不一样，所以美国的老说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将来会超过中国，我想它恐怕很难，你看我们从没有高速公路，到现在9万公里以上，高铁现在中国是，我当时从荷兰到法国游学一个礼拜，它的火车是每小时145公里，现在我们的高铁我们上天津，半小时就到了，300公里。全世界的高铁中国的里程最多，平均速度最快，这也是过去没想到的。但是当时我到荷兰可是开了大眼，而且我到了阿姆斯特丹，我最初都不敢坐公共汽车，我以为那是旅游大巴呢，里面的人都穿着很好，另外那司机都穿这像将军一样。

　　主持人：他们穿的是制服。

　　沈骥如：我想恐怕这是旅游社的。后来知道这就是公共汽车。我才去坐，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当时国内外的差距非常大。现在我出国，我没有什么新鲜感，为什么？我们的超市比它还大，比它还新，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但是当时让我去我觉得领导我们研究生院领导想的也是很周到，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闭关锁国，我又是学国际问题的，你不知道外国什么样不行，你得有一个实际的体会，我去了以后确实有非常多的体会。

　　主持人：您体会之后，是更有学习动力。

　　沈骥如：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对我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

　　主持人：这是看到让你很吃惊的一些现象，很多东西在国内是没有见过的，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不习惯的地方。比如说吃之类的。

　　沈骥如：要说吃绝对是不习惯，我觉得全世界吃的东西，中国最好，我到荷兰的时候。

　　主持人：当时特自豪就是我们吃没有问题。

　　沈骥如：我到同学家里去，我是一个外国人，他应该是拿好东西招待我们，就是这么大一块瘦肉的猪肉，白水煮的然后四个人的话切四块，唯一的调料就是盐，这就是他们的招待外国客人的东西。

　　主持人：就是最好的东西了。

　　沈骥如：另外还有几个橄榄，什么胡椒面、什么味精都没有。

　　主持人：咱们能作出100种口味来。

　　沈骥如：要说吃是中国的，我特别怀念我们的研究生院食堂，研究生院尽管再难的时候，学生都有意见说它不好，但是我在国外可想它了，为什么？那有酱油。

　　主持人：酱油都是好东西了，微博上大家说理解，那时候人们就是有这样的觉悟，这是说刚才换外汇的事情，其实要说尽管克扣了45%，沈老还是攒了下点钱，那时候好多留学生都是攒下一点点外汇，能够搬回一个大件回国。

　　沈骥如：我也攒了点钱，从香港买了一个日立彩电是最大的，在国内要3000块钱，当时我的工资51块钱，所以要60个月的工资，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这也算是您留学的收获之一。那接下来广告时间。

　　主持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本周《那些年》为您讲述邓小平重大决策影响下的普通人。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沈骥如老师。沈老师八十年代初第一批赴荷兰的留学生，您到了荷兰之后，刚刚给我们讲了荷兰的方方面面，很多个第一次的经历，让您都是很惊讶。那接下来我们得说说学习生活，尽管八个月，一般来说留学生的学习生活要过三关，语言关、生活关、学习关这三关。那语言关，您当时应该跟当时荷兰驻中国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能聊半个小时以上，在当地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沈骥如：一谈到学术就有很大的困难了，因为他讲话很快，只要有几个单词你不懂，这句话你就没法懂了，那这句话没懂，下一句就没法懂了。所以我只能靠阅读，阅读题能查字典，你能慢慢看，少睡点觉，所以这个语言关八个月对我来说还是有点不够，要是两三年就好了。因为现在电视剧上动不动就说随时随地英文说得非常流利，流利哪那么容易？

　　主持人：母语水平，这是一个两种思维的问题。

　　沈骥如：非常不容易的。特别英文是活的。

　　主持人：当时和您一块上课的都是荷兰本地的学生吗？

　　沈骥如：不，我们是国际班。荷兰人只有两三个，其他的都是非洲的、泰国的、土耳其的、南斯拉夫的、苏联也有一个，是国际班，一共也就二十来个人。

　　主持人：这个学校里边中国的同学有吗？

　　沈骥如：只有我一个。

　　主持人：就您一个？

　　沈骥如：只有我一个。

　　主持人：那有没有其他的联谊会呀，就是中国学生在荷兰的一些。

　　沈骥如：没有，就是我们那个班它一个经济班一个法律班，就是欧盟经济，欧盟法律这两个班的学生大家一共20、30个。

　　主持人：您太孤独了。

　　沈骥如：没什么孤独，同学都是外国人嘛，所以就广交朋友嘛，应该说随着时间大家也就熟悉起来了，那么最初我觉得他们觉得中国人有点土老冒。可是有一次教授请我们到他家去，他家在农村，荷兰有钱的人都是在农村住的，那么同学就开着车到他家去，放上录音带。放上录音带我说这是《塞维尔的理发师》序曲。哦？你知道？我说我知道啊。又一个曲子，我是这是《威廉退尔序曲》。哦？你知道？自此以后我发现他们见了我就不是认为我是土老冒了，对我都是会意的微笑，所以文化很重要，我觉得现在我们电台的歌都太港台化了，太流行歌曲了。你把现在这些流行歌曲拿到那边去唱，我看他们不会看得起你。欧洲人他们就觉得美国是个没文化的国家，他们有文化。我们有的时候同学中午它那个国家音乐厅排练是不收钱的，你可以随便去看，我们都是穷学生嘛，我们就中午去看他排练，那个音乐厅，就是国家音乐厅坐得满满的，台阶上都是人，而且90%都是年轻人，都是大学生，所以不要以为西方人只喜欢摇滚乐，他们对古典音乐照样是非常喜欢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音乐是一个桥梁，所以后来同学们也都挺喜欢我的。这个没有什么联谊会，就是每礼拜六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会说你们到我家来玩，或者的我住的什么什么地方来玩，大部分都是租的房子。我是荷兰政府奖学金，是住的他的学生公寓，我住的地方比他们好，他们都是住老百姓家租的小房子。

　　主持人：您这一看就是公派留学生，而且拿的是政府的奖学金，级别是不一样的，我就替您说出来了。

　　主持人：那那会儿这个同学们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各个背景的。给你们上课的话，课程怎么设置呢？

　　沈骥如：他就是介绍欧盟怎么从各自为营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变成欧洲经济共同体，然后又要向欧共体发展，我到那的时候欧共体还正在建设之中，那么后来93以后才变成欧盟的，它就是讲这个怎么样一步一步过来的，这个法律、规则，为什么要搞一体化这些东西，那么后来我在回国以后念博士，我就做宦乡的学生研究欧共体，那么在欧盟的这个经历应该说是一个很现实的经历，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欧盟的这些当时叫欧共体吧这些国家是有很多矛盾的，列宁写的那个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之间的人是不可调和的，我说它这不可调和现在怎么可以调和了？它闹得凶的时候法国就不来开会，欧盟叫"空椅危机"，有一把椅子老是空着，他不来，有一年他不来，是吧。但是过一阵子他又来了，所以我给它这个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吵架不离婚"。他有矛盾，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当时的共同利益一个是要防止苏联，苏联超级大国，一个是要对美国，日本这个竞争，他们单独干谁都干不过，只有联合起来才行。那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彼此的矛盾再尖锐也要调和，也要妥协，所以"吵架不离婚"。所以我回来以后我跟宦乡说，我说这个咱们资本主义它也在调整它的这些生产关系，国际关系，我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有矛盾，但是咱们不能一吵架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帝国主义就要各个击破，所以我主张要和苏联改善关系，它有错咱们要批但是不要离婚，当时宦乡跟我说，说你别着急，小平已经有步骤了，就是要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中苏边界撤军，或者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三个撤军只要有一个做到了我们就改善关系，这个是当时宦乡跟我这样说，那么后来不幸的是，我们跟苏联在89年恢复正常关系，91年它就解体了，所以美国就把它全部的压力压在中国身上，现在这个重返亚洲什么，说是不遏制中国，实际就是遏制中国，但这都是历史了。

　　主持人：我们又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政治课，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国际政治。那说到当时您在荷兰留学，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您学的是？

　　沈骥如：欧洲一体化。

　　主持人：您当时学的这个专业，但是咱们毕竟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生活学习的，而且毕竟您是经历过一段极左思潮的那样一段生活。然后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有哪些现象是引起你的困惑和思考的。我讲一个小例子，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朋友他也是那个时期去国外留学，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之前都有过培训，对西方的人都有这种戒备心理。就是人家接近他其实是好意，给他提供帮助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企图。然后因为当时中国人很少，也没有中文报纸，一位台湾的学生很好心就把他们台湾的一份报纸给他们看，几个人就在屋里开了一个会，就把门锁上开了一个会，说这个报纸我们要不要看？他是想要把怎么我们？然后最后商量决定把门锁上偷偷的看，看完以后拿这个塑料袋包好，扔到垃圾桶，扔到外边，丢得很远。这就是在当时那段时期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您有过这样一番经历吗？

　　沈骥如：我和他们略有不同，我正好因为改革开放了嘛，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我们离那个北京电影中心，电影学员的那个什么教学中学很近，他们那常放外国电影，我正好去看了几个，其中有一部电影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那里头女特务石油公司的，她要打倒对方，她就跟这个目标跳舞，跳舞的时候戒指往他脖子上一划，毒就进去了，这个男的就昏过去了，然后两个美女特务就把这个男的从20层楼的窗户上扔下去了，摔死了。哎呦，我说这玩意。还有的电影就是警察也跟黑社会有勾搭的，所以我说我去荷兰，第一不能跳舞，第二要小心警察。结果我到了荷兰哪，礼拜六不是有的同学开派对嘛，我就得去呀，那都是晚上啊，所以我走在路上走个十步路就回头看一看，有没有坏人跟着我，发现没有。后来碰上他们"反荷大游行"，欧洲的十多个国家老百姓都要游行，另外手牵手。还有还碰到一次游行是教师、学生和家长，一二十万人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一共七十万人，那就是很大的游行了，交通也阻断了。我发现这个警察光是在维持秩序，还和游行的人挺亲热，挤眉弄眼的。我就觉得咱们过去学马列不是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军队警察都是镇压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我说他们的老百姓跟这警察好像没那么紧张啊，而且我有时候走路不认得路了，我就问警察，警察都很客气，还要跟你搭讪几句，你是从哪来的？什么荷兰的生活你过得惯吗？态度挺好，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沈骥如：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后来我回国了我就再学马列，再找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我发现我们过去的学校只强调了它的阶级性的一面，就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那么这些上层建筑、军队、警察这都是镇压人民的，但是马克思、恩克斯他们还说为了避免在对抗的阶级，在无畏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所以国家还要调和这些矛盾，所以它的这些警察，老百姓游行我给你维持秩序，另外你比方说小偷他也抓，那么全世界的警察都抓小偷的，你不能说美国的警察抓小偷只是为了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中国的警察也要抓小偷的，违反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治安的这一方面的作用是国家的社会职能，马克思说所有的国家它都有阶级职能、社会职能，他说我们要研究资产阶级的哪些社会职能能在我们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能用，他说如果整个国家的职能都是社会职能了，那就是共产主义了，就没有阶级职能了，都是社会职能了，也就不需要国家了。我这么一看，我说你学马列得把他的全文都看了，不要只看他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这对于我解放思想很有帮助，就是中央要搞改革开放，那么小平说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那么美国它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那它有没有好处？它的好处就是它国家治理，社会职能。你比方说怎么样防止通货膨胀，像欧洲怎么样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些都属于国家治理，国家的社会职能，使这个社会能够和谐，而不要对抗的，那么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解决的，所以改革开放，对外开放要借鉴全人类文明的遗产，那么这些小平的思想过去我们教条的理解了那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不是，歪曲的了，那么只强调阶级性，只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这样子就使我们思想就禁锢起来了，那么到国外去看一看，我们研究生院的院长党委书记让我出去看一看，体会一下资本主义的变化，就是经过了一二百年的阶级斗争，工人的罢工什么，他们工人待遇也提高了，他们的法律，你像德国的法律董事会里必须有工人代表，凡是和工人利益有关的决定，工人代表有一票否决权，那么本来董事会是出钱的人，出资的人的一个会，那么现在工人没有出资，但是他在董事会里要有一个人。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要调和它这个阶级矛盾，要让它的社会和谐，不要动不动就罢工，动不动就冲突，这样它整个社会就发展不了。

　　主持人：所以说在荷兰八个月的学习生活也让您更加辨证和全面的去思考过去所学、所看到的这些内容。

　　沈骥如：对。

　　主持人：八个月的学习生活其实很快就结束了，回国以后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沈骥如：回国以后那首先要向学校领导汇报自己学习的情况，包括我刚才说的，我向宦乡给他谈，另外就是对我后来的学习，应该说有了一些感性的东西，然后再从理论上来提高。这个你像我刚才说的国家的两种职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西欧的这些国家它能够形成欧盟，当时叫欧洲共同体，它是有它内在的需要，那么也是他们的政治家进步的结果，他们认识到靠打仗是不行的，所以那时候有人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要欧洲屋檐下的德国，还是德国屋檐下的欧洲？我们是要欧洲屋檐下的德国。就是德国屋檐下的欧洲就是德国称霸了，就是希特勒。欧洲屋檐下的德国，那就是在欧盟，现在的欧盟这个屋檐底下，德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

　　主持人：求同存异。

　　沈骥如：大家沟通来把这个欧洲建设好。

　　主持人：那您觉得在这八个月的留学生涯当中，对您个人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沈骥如：就是觉得马克思主义是要与时俱进的，要根据新的变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教条式的停留在一些过去的所谓马克思的线条，就苏联教科书上的东西那是需要改的。所以我就体会到，咱们小平还有后来的这些领导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溢美之词，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中国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是亲身看到，我刚到荷兰我不是说嘛，咱们中国基本上没有高速公路，当时我听说只有上海市区到大众汽车工厂15公里的高速公路，在北京是没看见过，但是现在九万公里，那么这样大的变化为什么能有？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国情，借鉴人类文明遗产的一切先进的遗产，那么把这两个创造性的结合起来，那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

　　主持人：所以说可能1978年恢复留学生制度可能最大的意义也在这里，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也都学会了重新思考。

　　主持人：沈老师当年是第一批的留学的研究生，这三十多年前人们可能不会想到三十多年间中国会有上百万的学子赴及海外，足迹遍及了一百多个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之初能够公派留学的人员少之又少，但是学成归国的他们基本上都成为各行业的翘楚。有数据就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都有过留学的经历。

　　主持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说，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个外国留学生当中就有一个中国学生。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了中国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纽带，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改革开放带给古老中国的巨大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之前沈佬说过一句话，说看到一个国家三十年间有这么大的一个巨变的是一种幸运。

　　沈骥如：对。

　　主持人：其实也很幸福，因为我们恰恰正处在这种巨变之中。微博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浩浩乎平沙无垠"说，嘉宾老师的留学生涯是一段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光啊，观念更新了，眼界开阔了，知识增长了，思想解放了，一项政策横空出世，一批学子远渡重洋，伫立一个大国扬帆启航。

　　主持人：微博上有朋友在说像沈老他们最早这样一批留学生以国家利益为重，勤奋求学，自强不息，令人敬佩、敬礼。这是"礁石浪花"的留言。那在这里也感谢大家收听，感谢沈老参与我们这周特别话题的嘉宾，作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沈老，祝您身体健康，以后还能来我们节目作客。

　　沈骥如：谢谢。

　　主持人：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