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巨大商业机遇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明显的。数亿人口的转移、几十万亿投资的拉动、数倍于农村现有消费的拉动，怎么可能不带来巨大商业利润？

　　然而，政府与市场的资本博弈与合作，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经济逻辑，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都不可想当然。

　　经济增长的政策腹地

　　要推行“人的城镇化”，2.6亿进城农民，国家需要跟进26万亿元的政府投资，随后，来自农民进城后的消费力将进入一个爆发期

　　城镇化对经济转型有多关键？在中国政府看来，城镇化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广阔腹地。

　　“我们之所以有定力，是因为中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弹性和回旋余地，空间比较大。而城镇化就是这巨大的空间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下行压力，我们仍然要保持定力，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给市场以稳定预期。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压力明显，但中央没有通过量化宽松刺激经济，而是通过定向降准，进行结构性定向调控。城镇化同样属于“定向调控”的重点内容之一。这一步棋，被广泛认同为“是远近结合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但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到底机遇在哪？推行新型城镇化，李克强总理强调，贵在突出“新”字，核心是写好“人”字。

　　对此，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马蔚华认为，正是因为以人为核心，才提供了以往城镇化不具备的商业机遇。“城镇化率按照2013年公布的数据是53%，但那时候讲的是以往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成像城里一样。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他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个不叫城镇化。”

　　“所谓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所谓人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首先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是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的设想，2.6亿农民工，这是第一步。”马蔚华分析。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能带来多大商业机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其中两驾马车未来都将由城镇化拉动。“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拉动投资，第二个是促进消费。”马蔚华说。

　　仅政府投资这一项，城镇化就将拉动至少26万亿的政府投资，马蔚华估算。“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与服务业是非常有关联的。2.6亿农民进城了，过去计算过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投资10万元，基础设施投资，算算2.6亿人需要多少政府投资？”

　　26万亿仅是政府投资，更大的市场来自农民进城后的消费力爆发。“城里人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有巨大的差别，目前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

　　马蔚华说城镇化是中国未来20到30年经济增长一个强有力的动力，“过去的30年，城镇化率每年几乎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快的。我们按照这个速度，现在达到53%城镇化率，美国是70%，因此未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了率，至少也得20年才能赶上美国，因此城镇化是未来增长的一个新动力”。

　　消费为什么没起来

　　理论上，城镇化进程必然带来消费率上升，但在中国过去的城镇化转换中，这种消费的爆发式增长并未出现，这又是为何？又该如何在新型城镇化中改革

　　然而，中国出现了经济悖论。以往的城镇化不仅没能带来消费率上升，反而导致大幅下降。“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约0.39个百分点的速度。但我们却并未看到消费率随之增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的48.79%回落至2011年的35.42%。与发展路径可以借鉴的韩国相比，当前城镇化率与其1968年水平基本一致，但居民消费率却远低于韩国当时75%的水平。”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与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成员岳安时共同研究发现。

　　为什么城镇化反而导致消费率下降？他们的研究表明，“不是因为城镇化推动消费增长的理论出现了问题，而是我国城镇化效率出现了问题。城镇化无法有效推动消费，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产生的现象，要分析其问题来源，则不能只孤立地分析城镇化，而是要将城镇化结合消费与工业化来进行分析。”

　　中国城镇化带动消费、促进经济的经济学原理，又回到经济学最基本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工业发展和提高消费能力，究竟哪个应先得到刺激？

　　这是一个循环的圈。“圈”的一边，是城镇化的推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条件、增强规模效应等途径进而传导至居民消费，使得消费水平增加。而“圈”的另一边，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使得需求上涨，进而带动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供给，供给增加后工业化实现了拉动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进而传导至城镇化，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因此按照此逻辑，赵晓与岳安时的共同研究分析认为，“城镇化未能有效推动消费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使得工业化形成的供给无法被当前需求消化；二是城镇化无法对居民消费形成有效的传导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只能消费单方向地驱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却无法有效促动消费的悖论。”

　　于是，连城镇化依靠农民工进城的这一模式，都可能成为“缘木求鱼”，因为它可能并不符合中国改革的特殊规律。“由此，城镇化的进程相对来说陷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其单独依靠农村人口进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是破坏城镇化发展良性机制的一种盲目手段。”上述的共同研究认为。

　　这并非一家之言。实际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在“新常态 新机遇”的达沃斯主题晚宴上，将这个悖论作为中国城镇化必须攻克的转型难题。“经济转型，意味着怎么来拉动需求的转型。这就要靠改革。但我们现有的一些改革政策，能不能刺激经济新常态的产生？这是最大、最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口号是高高举起，各种利益进行结构调整，政府处于市场角色转化过程中。而政府强烈的转化，使我们很多改革难以进行。”

　　同时，城镇化一直面临的另一矛盾是，产业结构升级导致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城市中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随着资本、技术的发展而减少。因此，李铁建议企业不可盲目乐观城镇化的商业机遇，政府更不可只盯着城镇化指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如果实现了创新，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所以政府对户口的管理也要遵循这一经济规律，考虑长远经济效益”。

　　26万亿谁能负担

　　分析城镇化的两大核心问题是：人和钱。而要安置要好人，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但26万亿元明显已经超过了政府的力量边界，如此一来，更大开放就成为必然

　　农民工进程落户所需的26万亿，谁来投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外界对中国经济最担忧的问题之一，下一步大力推动城镇化改革所需的投资，会让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恶化吗？于是，民营资本，将如愿以偿进入更广阔的领域，如电信、铁路等基础设施。

　　李克强总理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大的市政配套。他从目前各地经验中总结出两种模式，“各地都在实验，目前看有两条路：一条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发行债券开展融资；另一条是创新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经营，对于污水管道、自来水厂这些运营成本低、年回报率高的项目，要勇于打破‘玻璃门’、‘弹簧门’，吸引有意愿的民间资本进入”。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某司的一位司长向《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民间资本将成为主要资本来源，“尤其是新城的开发，必然主要依赖民间资本，政府哪来这么多钱？”

　　李克强分析城镇化的两大核心问题是：人和钱。他说，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体制机制方面，面临两大障碍，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人”的问题，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根据进城农民的能力，并创造必要的条件，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

　　然而，李克强也明确坦言，政府没有充分财力，更何况钱的问题，与人的问题“一样重要”。“我到一些地方调研时注意到，一些农民仍愿意保留农村户口，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李克强说，对于那些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村居民，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政府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财力把他们完全纳入城市，这个问题和“人”的问题一样重要，这就是“钱”的问题。

　　于是，中央把权力更多交给地方政府去融资。李克强提出，在解决“人”的问题和“钱”的问题上，要给地方留有弹性和余地，让试点地区加快探索脚步。

　　“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消费链。城镇化以后农民进城、包括棚户区改造，要对家具、家电等其他家庭用品更新换代，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需求。连社区的保洁、保安、小饭店也能带动大量就业。”李克强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在“三个1亿人”上做足文章，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李克强专门解释说，之所以叫“城镇化”而不叫“城市化”，因为一方面，13亿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城镇化；另一方面，从国情出发，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还要有“镇”作为依托，发挥连接作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李克强说政府应从市场购买服务，而不是增加编制内队伍。“扩大权力并不一定要增加公务员！决不能通过改革来提高级别，从而‘养人’更多。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扩大管理权限和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城镇化将成为发挥市场主导地位作用的关键领域。

　　政府市场的深度融合

　　政府与市场到底如何相处？谁搭台，谁唱戏已是老套路，贵安新区的方法是：政府不仅要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可以入股进驻的企业。城镇化的改革正在深度改变原有的相处模式

　　这为市场提供了广阔的机遇，尤其是城镇化的重点——中西部。“中西部城镇化有一个明显优势，这个优势是福布斯算过的，叫城市的经营成本指数，你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指数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北京成本指数定义为1的话，上海、广州、深圳、宁波这些地方是0.87，西部只有0.67。也就是说你在中西部办企业，这个成本比北京节省30%。”马蔚华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向众多企业家分析。

　　一位为跨国集团在中国市场提供战略咨询的WPP集团研究员就告诉记者，“许多跨国集团已经把拓展中国市场的重点，放在了中西部。以前我们帮他们做市场调查主要在东部沿海，但近两年的调查项目重点都放在了成都等中西部城市。”而如今，大众汽车、博世集团、通用汽车等为代表的跨国集团，都早已在中西部进行了巨额投资，建立生产制造中心，吸收了大量劳动力。

　　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那么长的时间，马蔚华判断，“今天中西部完全可以不比向当年沿海那样起步，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五达，立体交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改革开放。这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沿海的。”

　　“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现在要到中西部办厂、办企业，你也不能眼睛光盯住劳动力比东部便宜这个优势，这个优势转瞬即逝，一开始就应该把眼光定高，将来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的。”

　　在中西部的发展中，2014年刚成立的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是城镇化的典型代表，因为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地，几年之内就要成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将创造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之最。

　　如何融资，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招。福建省晋江市市长刘文儒日前就介绍，晋江市城投公司通过发行债务为城市建设融资。李克强肯定了这一做法，并鼓励金融机构在控制地方性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加大力度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让城镇化建设“有回报”、能“抗风险”。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的投融资模式更成为西部城镇化的典型缩影。在新区2014年得到批复前，贵州省政府2012年就成立了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贵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但是与其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典型区别在于，这个公司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2014年将实现1亿利润。

　　在其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垮塌风险时，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是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资本之间关系的？

　　该公司董事长兼贵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晏，曾任贵州省铜仁市副市长，目前贵安新区的融资、投资几乎全部由他负责。他向记者强调，战略定位清晰是成功的第一步。当初公司成立时省政府只将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那就是花钱。等基础设施建完了，公司怎么发展？”陈晏告诉记者，他建议省政府增加该平台的职能，不仅是开发建设，还要产业实体投资。于是，后来公司的定位变成了“以打造国内一流的开发建设和产业实体相结合的综合性、混合型大型集团公司为目标，重点推进新区重大基础设施和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基础产业投融资建设、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和资本运作等工作。”

　　政府资本正在与市场资本深入融合。“不仅要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入股进驻的企业。”陈晏告诉记者。记者发现该模式在全国其他新区的城镇化建设中，并不多见，部分中西部新区甚至出现融资平台垮塌，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暂停、城镇化无法推进的情况。而贵安新区的投融资平台2014年的目标，却在全国新区中显得数据惊人：全年实现总资产规模1500亿元以上，净资产规模1200亿元以上；实现总收入1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亿元。

　　不过政府只负责搭台，唱戏的仍然只能是市场资本，因为缺少产业集聚，如何将人口城镇化，如何创造就业岗位？中西部城镇化，相比于东部沿海的另一挑战是国家对后起之秀的生态环保要求，远高于当初东部开放之时，这既是优势，又给产业集聚带来了困难，导致其转而只能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造成城市间激烈竞争。

　　于是，市场与政府的资本博弈与合作，进一步演变为市场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因此，贵安新区主管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新区副主任岳喜勇，也强调战略规划在中西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他介绍目前园区定位是航空装备、智能制造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医疗器械装备、环保装备、能矿装备等企业，但在招商引资时就注意与其他城市形成错位，以促进城市之间相互协同，形成相互合作的高效率产业链，而非恶性竞争。

　　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成为主要竞争力。贵安新区精简行政流程的努力程度，不亚于上海自贸区的行政创新。岳喜勇介绍，“行政审批实行全程代办服务，实施了企业注册‘零成本’、‘零首付’等19条商事登记改革措施。”

　　不仅地方政府与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要求也是影响资本流向的基本指标。原本一片荒地的新区要在几年内成为西部经济增长极、生态文明示范区，以贵安新区为代表的西部城市政府面临巨大挑战。“为严格保护新区生态环境，我们拒绝落地的项目大大小小数十个，总投资超过100亿元。直管区内原有的污染项目，迁走了100多家。”陈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