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当前任何一项改革，利益关系都盘根错节，都可以找一万个理由推延，将改革留给后代。

　　近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应该积极推动房地产税制改革，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难题，但也义无反顾地要做”。事实上，从2003年提出物业税，有关房产税征与不征、税率如何、免税设计、冲击楼市、与土地出让金的关系等等问题，各种版本的传闻与争论从没有间断过。但是，13年来，房产税也仅仅停留在传闻上。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60项改革任务中的一项，相比之前“稳步推进”、“适时推进”表态看，新一届政府改革的决心更大。此次楼继伟财长“义无反顾”的表态，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房产税缘何“难产”？如楼部长所言，信息征集能力弱、利益阻碍是两大阻力。房产信息联网不见下文，难度更大的不动产统一登记会蹈覆辙吗？

　　在财富聚拢、财富传承、保值增值上，没有哪一项资产能匹敌房产。于是，房改以来的20年，房产已成富人、权贵第一追逐目标。招行和贝恩资本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3年之前，房产是富人资产配置第一选择；近年来，整顿吏治显示，房产已成为贪腐和利益输送的首选。信息极其混乱（有的城市房子种类就高达十几种），加上利益阻碍，“难产”就不奇怪了。

　　我国税收在组织政府收入上的效率很高，但税收的另一大功能，即在调节收入上，实在太差了。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这是全球调节收入的四大税种。但在我国，目前只有个人所得税“一根独木”。但问题是，2011年，财政部门曾披露，起征点从2000元上调到3500元后，纳税人数由8400万骤减至2400万。这意味着，个税已沦为“工薪税”。

　　普通百姓靠工薪、富人靠非工薪收入，个税调节功能有限，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从1994年的0.37上升到2013年的0.47，我国已跨入收入差距最大国家序列。国民经济“十三五”规划、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等，均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也是全面攻坚小康，建设内需社会，攻克“二元结构”等改革任务的目标浓缩。实现共享，就必须缩小收入差距。

　　目前，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并非工薪收入，而是财产和资产收入，特别是房产收入的差距。当下，城市化和房地产都进入“下半场”，前者叫都市圈时代，即人口向服务业集中和收入高的都市圈迁徙；后者叫存量房时代，即存量房交易占主体。两个“下半场”相遇，意味着类似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会越来越高。在“资产荒、水汪汪”的年代，全国资金、全国的富豪，都来这些城市买房。由此，没有有效的收入调节工具，热点城市的楼市会走向泡沫集聚，直至走向崩溃的境地；另一方面，代表我国产业升级方向“优等生”的京沪深三大都市圈，“脱实入虚”愈演愈烈。

　　同时，涌入三大都市圈的外来移民，承受不起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而被边缘化，这就是我国滑入“中等收入陷进”的前夜。因此，就像楼部长所言，“这是一个难题，但也义无反顾地要做”。13年来，政商学三界始终囿于房产税的功能定位、构成要素、免税设计、征收范围、与土地出让金的关系、信息基础、税收立法等方面，争论不休、冷饭重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笔者认为，楼部长所言的“义无反顾”，不仅意在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更意在改革需要加速推进。不可否认，仓促推出会有后续问题，税收需要中国特色的“漫长法定”，相关税费调整也存在制约。但问题是，当前任何一项改革，利益关系都盘根错节，都可以找一万个理由推延，将改革留给后代。改革“窗口期”稍纵即逝，加快推出房产税已成倒逼之势，不能再谈阻碍了。（李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