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在人民日报社和招商局集团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新产业峰会上，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 中国原有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经济增长模式在减弱，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新旧动能转换期 发展新经济势在必行
巴曙松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处于新旧增长动能的关键的转换期，而这个转换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新经济的增长规模有多大。目前总体上来看，还是旧经济的占比明显大，新经济的占比明显小。
此外，巴曙松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也都把增长的期望放到了新经济上，美欧日本等经济体的技术创新对GDP增长的贡献处于历史低位，各国都把期望值放在了通过创新带动经济增长上。
“国务院会议非常及时地明确了国内的创投税收政策，我相信，决策层一定是看到了创投的发展对创新的支持作用才做出这个决策。”巴曙松认为，基于中国目前转型的客观需要，自主研发支出会有一个显著的跃升。
“这需要形成一个合力，政府的引导、企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创新，把金融资源引到这些领域里来。”巴曙松认为，资本市场是培育创新企业的摇篮，需要把社会金融资源和企业需求对接。
不过，企业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有不同的融资需求特性。尤其对新经济而言，其独特的融资需求，现有的金融体系满足不了，现有的金融体系和新经济之间就出现了某种错配。因此，针对新经济发展的特征，创新金融体系至关重要。比如，当前香港上市制度改革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积极突破，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
香港推出最大上市制度改革 拥抱新经济
今年4月，香港交易所推出了25年来幅度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对于新经济而言，又该如何利用好此次机遇呢？
巴曙松认为主要是三大块：第一，生物科技领域门槛大幅降低，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例如，某种新药通过药监部门的一期临床，不反对进入二期临床，估值不低于15亿港币，有一个复杂投资者投资等，就可以申请上市。
第二，针对新经济的特点，行使差别投票权。相较于传统经济中，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谁出的钱多谁就具有话语权，在新经济里，有经验的管理团队、高水平的研发专家，对公司的价值也是有贡献的，差别投票权就是要给这一部分团队一些独特的权利。
第三，中国创新型公司早期因为拓展国际市场等原因在海外上市，但回过头来要拓展亚洲市场时，香港市场专门设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第二上市规则，新经济公司可以充分利用。
“最近香港市场正在迎来一轮新经济上市的浪潮，目前预计9、10、11月份是上市的高峰期。”巴曙松认为。
新经济上市浪潮下 国内城市格局生变
与此同时，巴曙松表示，这一轮海外新经济的上市浪潮，会改变不同城市在中国新经济版图中的相对地位。
巴曙松认为，阿里之于杭州，腾讯之于深圳，科大讯飞之于合肥，意义非凡。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比较活跃，转型进展比较快的城市，往往有一两家龙头的企业，这些企业上市之后围绕着上下游的研发，有第一桶金以后的员工出去进一步的研发，形成了一个集群、一个生态。
不过，巴曙松认为，这一轮新经济上市的城市布局和前面几轮不一样，原来比较领先的城市现在甚至落后了。从筹资额和上市公司来看，2018年以来，北京遥遥领先，上海紧随其后，接下来苏州、合肥、成都、广州、深圳、杭州都很活跃，但是，深圳的优势不是那么明显。
18岁 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