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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经济发展步入重“质”时代 保证就业率是关键

2014-10-21 10:11:00  来源:中国广播网  说两句  分享到:

  【导读】厉以宁表示,我国实际GDP比公布的要高,不要怕下降。

  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21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今年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等重要经济数据,从已经公布的今年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来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就是“七上八下”,总在7%以上,但在8%以下,估计这次也不例外。综合多家机构预测,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将低于二季度的7.5%,但不会回落到7%以下。

  从前几年的“八、九不离十”再到现在的“七上八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昨天说,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是不能持久的,这是一个规律。如今的“新常态”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为了速度而速度。过快的经济增速会带来五个方面的弊端,除了资源消耗过快、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产能过剩以外,最重要的是,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会导致严重的后遗症。

  厉以宁说,尽管增长率看不出大的变化,但总量在逐年增加。实际的GDP比公布的要多,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不要怕下降,要有信心。正象一个学生从50分考到60分,再到70分,分数提高比较容易,但考到80分以上再想提高,就难了,要想考满分,那更是难上加难,一不小心考不好还会退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基础高了,今后要继续发展必须挤掉水分,步入重“质”时代。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重“质”时代。经济增长已经从注意量的扩张变为更重视质量了,从投资扩张转向了消费驱动,比如说如果多建一个大钢厂,GDP可能搞上去了,但会带来产能过剩的问题。但如果就业率提升了,大家有了钱,买手机、买衣服消费,既能推动经济继续攀升、同时又避免了产能过剩。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重“质”时代的经济发展,保证就业率是关键因素。

  鲁政委:从这一轮危机之后的情况来看,“新常态”这个词最早是美国的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首先使用,主要是说美国的经济未来会进入一个相对危机时期速度更低的增长阶段。然后大家发现这种情况好像不仅仅美国会有,而且全球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经济增速也会相对过去有一个明显下降。在这样一个下降的背后,我们首先更应该关注的是就业,所以李克强总理一直讲说,我们此前关注增长,其实更为主要的是关注就业的问题。在今年天津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说现在的就业数据已经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在就业已经基本完成目标的情况下,即便经济增速低一些,其实也不是一个问题。

  新常态下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调结构,鲁政委说,调结构应该让市场决定最优的结构。继续用改革和开放来推动市场进行自我调整。

  鲁政委:调结构,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合适的结构,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调结构不是一个“一脚攻门”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四个字:改革和开放。

  改革最主要的就是让政府回到政府该做的事,从正面清单变成负面清单,让市场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开放让我们看到技术的前沿,所以现在中国发展最快的领域其实都是和国际市场互动最密切的领域。比如说在现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有一定领域其实相当红火,比如说智能手机。大家开玩笑说,除了美国的苹果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几乎现在都应该是中国的手机生产商,这就是因为我们密切地在和国际市场紧密互动。

  一辆汽车跑得飞快自然感觉很好,但要爬坡时就要换档减速,才能获得更大抓力,速度虽然慢了,但能越上更高的山峰。我国经济达到一定规模进入新常态发展期,如何获得新的驱动力?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实际GDP比公布的数据要高。

  经济之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我国实际GDP比公布的要高,我们该怎么理解?

  孙立坚:对。因为中国是二元的结构,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很多民营经济的部分、灰色经济的部分今天并没有计入到我们GDP的统计范畴当中。再加上我们地方一些政府企业的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在税负的压力下,他们也想通过压缩自己的产值来规避掉一些税负的负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农业工业的二元结构和我们民营经济的比重较大,以及我们税收改革机制没有到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今天GDP的真实价值。

  经济之声:厉以宁说,尽管增长率看不出大的变化,但经济总量在逐年增加。在新常态下,经济继续发展要增加哪些新的驱动力,是第三产业要增加,还是产业要升级?

  孙立坚:实际上中国在2008年之前,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成本这样一个天生的优势,首先是依靠我们的人口红利,便宜的劳动力。第二是依靠全球旺盛的需求市场,我们的出口动力。第三是我们国家在资源市场给予了各种价格的补贴,所以也给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很好的竞争优势。第四,我们的政府指明了一个投资的方向,由政府提供很多产业政策、银行信贷的高度配合。这四大动力目前都在减弱。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今天“民工荒”的状态,变成怎么样吸收大学生人才,让海归人才回归本土创业,挖掘这样一些人才红利。第二是我们中资的企业能不能跨越今天出口的壁垒,能够在全球海外投资,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释放我们经济增长新动力。第三是我们今天要重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只有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让末位者淘汰出局,把所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资源成本的优势才可以让我们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获取较长发展的动力。最后一个就是制度红利,政府要不越位、不错位、重视民生,释放消费的潜力,为我们的企业化解产能,提供很好的市场环境。不越位,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不能光做投资的主体,而应该为市场更好的服务。不错位,就是政府应该把监管作为一个政府职能的重要角色,而不是把管制整合作为自己推动市场的力量。政府如果转变好职能的话,将通过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来提升我们竞争的机制,让好的企业在竞争中胜出,而不是通过政府资源的关系来维持GDP的增长。未来GDP的增长将会通过四大新的红利,来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活力和在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

  经济之声:对于“钱荒”,厉以宁认为,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发展转型与体制转型并存。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要量很大。根源还在于大量的国家投资。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经济难点,找到新的解决之路?

  孙立坚:市场是独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解决“钱荒”的问题,简单的通过货币政策投放货币的话,如果没有一个项目收益的话,即使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里面,也会流出实体经济。

编辑:杨雁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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