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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夜读|王建宙:不明朗的时候是创新最好的时候

2019-06-18 09:54:00来源:央广网
 

  导读: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新推出《企业家夜读》,这是一档面对企业家群体及关心关注这个群体朋友们的阅读朗读节目。每周日晚九点,我们都会相聚在电波里。本期做客《企业家夜读》的,是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王建宙。

  王建宙,长期从事电信工作。历任杭州市电信局局长,浙江省邮电局副局长,邮电部计划司司长,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中国联通董事长兼总裁,中国移动总裁、董事长。退休后,担任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高级顾问。拥有浙江大学工学硕士和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2008年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联席主席。2010年,被国际电信联盟授予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奖。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王建宙(央广网发 张大战 摄)

  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挑战,其中最严峻、最重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理解并塑造本次新技术革命,这不亚于人类的一次变革。这次革命刚刚开始,正在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互相关联的方式。无论是规模、广度还是复杂程度,第四次工业革命都与人类过去经历的变革截然不同。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具有自身特性的第四次革命,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速度——和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本次革命呈现出指数级而非线性的发展速度,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而且新技术也在不断催生更新、更强大的技术。

  广度与深度——第四次工业革命建立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这些技术正给我们的经济、商业、社会和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它不仅改变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做事的方式,甚至在改变人类自身。

  系统性影响——它包含国家、公司、行业之间(和内部)以及整个社会所有体系的变革。

  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赋权于民并以人为本,而不是去人性化并造成社会分裂,这绝非是某一个利益相关群体或行业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工作,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单枪匹马就能完成的任务。这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和全球性,意味着它会对所有国家、经济体、行业和公众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跨越学术、社会、政治、国家和行业的界限,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多方合作。这样的互动与合作,对于国际社会就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充满正能量和希望的统一认识必不可少,它能让所有个体、群体和地区都能参与当前的转型进程,并从中受益。

  克劳斯 · 施瓦布(瑞士)

  《第四次工业革命》

  适应变革并找到自己的机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本书2016年6月出版,那时正好在天津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这本书的作者施瓦布教授来到北京,邀请了我们几位经常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人一起交谈,他送了我们每个人一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一看到我就很喜欢,这些年我在一些演讲中还多次引用了这本书上的文字,我想传递的观点就是——面对着这样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办?第一,我们要去适应它,地球的转速已经很快了,如果不适应它,我们就站不稳了;第二,我们要在这种变革当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说的几个观点,我是非常的有体会的。

  第一,本次工业革命呈现出的是指数级的变化,不是线性变化。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标识是电力,电话、电报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但是一百多年以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还是没有电报、电话。移动通信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之一,才30多年时间,现在全世界已经有70多亿部移动电话了,我去过非洲的肯尼亚,当地农民没有见过固定电话机,但是他们直接就用上手机了。这种变化就充分反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速度非常快。

  第二,广度与深度。它不是只影响一小部分人,也不是影响很多人,而是影响所有的人。

  第三,系统性影响,不光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它对整个社会系统都会带来影响。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首先必须要满足各种技术条件,第二也有规则的问题,我们的汽车要跟所有的东西联网,跟交通指挥系统联网,这就需要修改我们现有的交通规则。

  第四次工业革命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很难预计,即使最大胆的预言家都会过于保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来得太快。应该怎么办?我还是引用施瓦布教授的话——就像计算机清零一样,把所有的知识都抛开,重启我们的大脑,全盘接受新东西。

  我跟施瓦布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他到北京来希望拜访一些企业,到中国移动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移动手机每个月增加多少新用户?”我说:“每个月500万。”他吓了一跳,说:“500万就是瑞士电信所有用户的数量,你们一个月就达到了,我一定要邀请你去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论坛的演讲论坛有一个规定,不能拿稿子,也不用PPT,必须空着手上去。甚至还不能做演讲,一开始就是主持人或者听众提问,几乎是没有办法准备的。我认为,达沃斯论坛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个世界。

  读书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1965年我念高一,那个时代的书我们都会读,像高尔基的《在人间》《母亲》《我的大学》,有些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比如高尔基说过——“生活的意义在于美好,在于对目标的向往,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要有崇高的目的。”这些书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还喜欢读各种实用的书,比如如何装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半导体收音机刚开始出来,中学生买不起,完全通过看书,没有任何别的辅导,我真把半导体收音机装起来了,是完整的,而且可以收到节目的。

  我是在浙江桐庐插队的,平时就是种田、插秧、割稻,还当过大队会计。插队三年以后开始招工,当时我选择到桐庐县的汽车运输公司,做会计和行政工作。这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很完整地读了《红楼梦》,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我们这年龄的人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突然出现了一批书,大家传来传去,有时候一本书只能给你一个晚上,必须看完。

  1978年我进入了电信系统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到电信系统非常兴奋,能够得到很多新的知识,但是干了几年觉得基础知识还是不行。那时浙江大学的管理系会招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去读书,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就到浙大去脱产读书了,主要学的是现代管理的知识。这个阶段最有用的还是基础知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学一遍高数,和用处无关,是建立一种逻辑思考能力。遇到一件事,你会先建立起一个框架,然后再全盘来思考问题。

  浙江大学对我的外语学习提高帮助很大,因为那时有很多美国和英国的外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84年,13所上海和浙江高校在浙大举行英语演讲比赛,当时我岁数最大,但是我得了第一名。英语在无意中是不会提高的,还是要有意的学习。比如看一些技术资料,有中文和英文,尽量看英文,经常看一些英文书,看的过程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大学期间我除了参加英语演讲这一类的活动以外,很少参加别的活动,浙江大学对我们是一点都不放松的,好多同学基础课都过不了就再补考,但是非常有好处。

  我认为不管看多少文章、听多少讲座,最后要真正搞懂一个问题,还是要坐下来,拿起厚厚的那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看完,一页都不落,这样才算是真正能够掌握。

 

  从1G的空白到5G的领先

  我在杭州市电信局当局长的时候,每天碰到的就是装电话严重的供不应求。经济发展了,人们的住宅条件也改变了,这时候突然就爆发了“装电话热”,排一年两年那是很正常的。当时的用户说不装电话没关系,希望先交钱,怕涨价么,结果一下子几千个人排队,后来我们到体育馆里收费还收了好几天。当时工作很忙,闲下来的时候一个人坐着想,究竟哪年哪月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城市的人想装电话就装电话,当时真的觉得是好像是遥遥无期,但是真正干起来也就几年就普及了,也是很快的。

  2004年我到了中国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全世界的来宾过来,要满足通讯需要,其中最难的难点就在鸟巢,内外加起来十几万人会同时使用手机。所以我们布了很多基站在鸟巢内外,那天就非常顺利。

  北京奥运会以后,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2012年,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建立了一个市长顾问委员会,我作为其中一个成员。在顾问委员会的会上,我跟鲍里斯·约翰逊市长说,伦敦奥运会都要开了,伦敦的地铁里面还没有手机信号,希望在奥运会之前能够解决。鲍里斯非常感兴趣,中午吃饭的时候专门走到我旁边问我怎么解决。我说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由地铁公司来做覆盖;第二个途径由电信运营商来做覆盖;第三个由第三方公司来做,大家向它租用。约翰逊市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市政部门了。

  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伦敦市的市政厅给我发来了厚厚的一份材料,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这个事情没做成。第一,地铁公司是政府的,没有钱;第二,运营商没有兴趣;第三方公司更没有兴趣了。所以伦敦地铁的信号覆盖一直没有完成。最近我还去问伦敦的一些朋友,现在有没有覆盖了?他们还说没有。我看到媒体上有人会拍出一些照片,伦敦地铁里面人们在看书、看报纸、看经典的厚书,他们不知道人家是没有手机信号,有的话肯定会看手机了。

  在1G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选择,每个城市建设网络不是爱立信的就是摩托罗拉的,完全是一个空白,连手机都是进口的。2G的时候选择就太多了,国外很多厂家都成立了合资企业,华为和中兴也可以生产了。但是那时候中国的企业还是追随,市场占有率也不是很大。3G是一个转折,3G有三个标准——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中国主导的TD-SCDMA。由于我们没有基础,所以当时技术比较薄弱,也影响客户的体验。但是对中国移动来说,那是没有选择的,这就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做。

  但是在做3G的同时,我们又在积极地推动4G,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们在世博园区里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TD-LTE的试验网。3G的TD-SCDMA为4G的TD-LTE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到了4G,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跟国际上的标准同步了。到了5G又更向前走了一步,在制定国际标准的一些会议上,我们很多同事都担任了小组的组长,把我们认为最好的技术制定到标准里面去。只有介入到标准的制定中,我们才会知道哪些技术是有价值的,这对后期的开发非常有好处。

  不明朗的时候是创新最好的时候

  今天5G碰到的情况跟当时3G的情况很像。当时3G出来了,大家来问我们3G有什么用?我们说3G有数据,但是大家还是不明白能干什么。2007年很多智能手机出来了,大家一下子明白了3G可以上网,但是这时候再来搞研发已经没有机会了。实际上5G现在也就是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有大量的机会。不明朗的时候是创新最好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了解5G,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在5G当中找到机会,业内预计,整个5G的价值大约5%是网络,95%是应用。5G一定会出现很多新的应用,不光是我们业内人士,互联网公司也有机会。

  4G也好,5G也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适用于我们的消费者,而在具体的开发的时候,不要盲目去追求最新的技术,最高级的技术。比如移动支付,其实我们中国移动起步比谁都早,2005、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启动手机支付了,我们希望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用手机刷一下就能过去。当时我们用了最先进的RFID射频技术,还用了NFC近场通讯技术,它的好处就是非接触型的,手机在设备旁边动一下就可以了。技术很先进,我们也做了很多试验,也是成功的,但是推广得很慢。因为无论哪种技术都要有卡,有的还要换手机,商户要买设备,很不方便。后来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用的是二维码,二维码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技术,但由于它的适用性,一下子就普及了。并不是说技术越先进越好,要看如何适应市场的需要。

  目前,在通信行业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但是也要看到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还存在短板。下一步我们要巩固优势、弥补短板,这不是一两个企业可以解决的,需要我们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作为电信运营商,不光是建设网络、运营网络,也要积极地推进技术进步,利用我们的规模优势和经验来推动整个移动通信行业不断地向前进。

编辑: 赵亚芸

企业家夜读|王建宙:不明朗的时候是创新最好的时候

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挑战,其中最严峻、最重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理解并塑造本次新技术革命,这不亚于人类的一次变革。这次革命刚刚开始,正在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互相关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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