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之声评论员杨春阳

　　刚刚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政府部门要创新投资管理、简化手续，当前要做到投资核准范围“最小化”，下一步将探索“不再审批”的投资管理模式。

　　目前，投融资领域的低效率、高成本，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专业市场机构的分析表明，在2003年到2008年之间，我国每增加1块钱人民币信贷投放，可产生1块钱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到2009年至2010年期间， 1块钱的GDP增量，需要2块钱的信贷投放；2015年，这个比率达到4：1；今年，又上升到6：1。持续走低的投入产出比，反映了投资成本的逐渐加大。

　　资本效率下降、成本大幅提高，会带来资本红利的萎缩，这对整个经济大环境和经济形势，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激发企业的活力，都是不利的。中央关于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有利于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的增长，通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优化信贷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它既有利于在宏观上盘活全社会的资本；也关注着在微观层面，合理改善资本的流动和布局。从而增强资本动能，降低投资成本，改善投资效率。

　　改革投融资体制，营造高效的投融资环境，增强投资的动力和活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现实课题。经济生活里的“三期叠加”，和我们正在大力去除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和库存产品，反映的是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资本的恶化，造成了资产以及企业经营的恶化。这次中央的意见中提出，要建立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快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进程，打破行业、地区壁垒和部门垄断，切断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关联。这些措施，都是有针对性地，从供给端来降低投融资成本、破解投融资难题。

　　加快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有利于调整和优化资本存量，持续地提升全社会资本的红利。资本存量，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越强大的经济，就越能够、也越需要吸引更多的资本。只有优质资本的积累、资本结构的优化和深化、以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才能带来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潜在经济增长空间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