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8
2015-08-30
圆桌讨论
张春：中国金融行业的监管曾经有很大的问题。新一届政府，总体思路是在这方面要放开。有几个地方，上海自贸区是一个，深圳前海也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在前海这里，最近做的这些事情，像田局长说的，我觉得都是胆子比较大。而且我觉得对中国金融管制的开放是有很正面的意义的。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跨境贷款、外币跨境贷款有没有额度的问题，这个里面的确会牵扯到宏观审慎监管的问题，因为国际上也是有经验的。包括风险，包括钱进来以后会不会增加我们国内货币的供应量。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金融学院为央行上海总部做了一个项目，专门看了离岸人民币市场，当时很关注机制问题。有一部分的确应该通过企业的贷款出来，回来以后，对大陆宏观经济有多大的冲击，我们做了估算。其实在当时来看，所有的钱全部回来的话，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深圳这方面的先行先试是非常好的模式，从宏观上面，我觉得可以控制。当然以后金融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开放，宏观的风险肯定还是要继续注意的。
主持人：尝试还要不停地做下去，我们有可能在这方面要更加谨慎一些，以更加负责的心态做。谢谢张教授。
曹行长在我身边，刚才张总开始的时候就说和微众银行有很多交流。曹行长您以前不是在深圳工作，来到深圳从事金融行业，又是互联网系的金融行业，您觉得来深圳以后做监管，包括在互联网大企业集团里面做监管，和原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您觉得深圳金融创新有哪些体会？
曹彤：有两个维度，新的互联网化、社会互联网化带来金融业的影响很大，这个维度上看有全新的共识；我们在海外学的东西不多，很多还是要靠自己摸索。从这两个维度看，深圳地区的金融创新是很独特的。有互联网创新的企、领军企业，像腾讯，非常有代表性。
主持人：我很好奇，因为李克强总理曾经给微众银行打过广告，你钱从哪儿来？如果光是放贷，不吸储，这方面如何创新？
曹彤：现在国内银行是结构性过剩的，我们银行牌照有将近4200个，如果只是建银行，多一个少一个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牌照排放出来，会在互联网金融上做尝试，意义更大，希望起连接器的作用。连接好大家，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
主持人：下面请出的是长城证券的何伟先生。今年证券市场是冰火两重天，上半年的火热到现在的寒冷，券商一定有更多的收获和体会，无论是钱上面还是经验方面，包括个人的体会方面。不知道您怎么看？券商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哪些想法？您正在做什么？
何伟：谢谢主持人，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深圳每17个人就有1个人开公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深圳，会不会有新的创客们引领创新的浪潮？对于证券公司来说，我们知道资金对于企业是很关键的，但是中小创新企业它与生俱来的风险是高的，显然它和传统的融资渠道并不匹配。那就需要很多金融创新去支持这些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才能生存下去。
刚才马博士说金融改革是创新的核心和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比如VC、私募、股权众筹，还有互联网金融、收购兼并、多层次市场融资，有很多方式，但是这些或许可以比较成熟地向中小企业融资。
我举个例子，可能更说明问题：2012年的6月份，证监会引领券商创新推出一个品种，中小企业私募债，今年年初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挂牌的非公开发行债券已经悄悄尝试注册制的步骤并进行探索。讲到中小企业私募债，当时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创新，也是对中小企业融资最好的支持。券商们理解中小企业的风险很高，大的券商认为我们要做，收入很小，碰上一单很麻烦，其实作为中型券商的业务管理人、负责人，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做，我想了以后觉得这是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也不能乱来。
在这上面，我觉得风险、收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互之间怎么平衡，是券商必须考虑的。严格的风控措施、强化增进措施、推荐给合适的投资者等等，这些做完以后效果比较好。不做，没有风险。做70个一单风险，50个三单风险，哪个是最好的？零个零风险，这个最好？答案不用说。
深圳的券商还是很走运的，有深圳的创新环境，刚才也是马博士用了很多时间强调，他讲的制度等等，我是很喜欢深圳的，为什么呢？深圳从创立起，政府、企业或者投资者都在归位，尤其是政府，创造一个创新的生态，所以才有了华为、腾讯、平安等等，甚至还有大疆，这些就不多说了。
刚才田局长把前海的大的发展方针说了，我讲点其中我们受惠的情况。前海管理局和深圳金融办在创新方面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做了很多探索，特别是金融创新方面。
我举中欧跨境并购基金的例子。现在暂时困难的欧洲德语区选择哪些好的医疗器械和精密仪器制造？大家知道瑞士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做这些比日本还强，把这些小到50人、大到75人的精良企业，通过PE加上市公司，通过和我们的企业对接，我想这也是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另外一种。这个要特别感谢前海管理局做的工作。中欧基金的设立，改善全球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医疗条件绝对是好的。刚才说医疗器械，在座诸位去弄个牙，牙是很重要的事，那肯定也是找日本的设备、德国的设备，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具体支持到中小企业创新的一些新。正常的公司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方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会往这方面做。
主持人：下面请四位已经演讲的嘉宾谈如何看待深圳在金融创新的作为，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没有更进一步、更需要努力的。同时金融创新如何处理金融创新和审慎的关系，创新有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箭杆方面的空白点，这些风险如何避免？李扬老师。
李扬：我想通过这次危机之后，大家会发现金融创新是双刃剑。如果创新离开实体经济发展，就可能发生祸害。深圳的创新就在于实体经济发展很好，刚才几位已经讲到了，深圳营造的环境，使得企业过来很舒服，做金融的过来也很舒服。
讲到整个自贸区，我有个看法，现在的自贸区非常多，多到说不清楚。此自贸彼自贸，国际也自贸，美国太平洋合作伙伴，跨大西洋合作，都是自贸，到底怎么看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浪潮？恐怕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中美投资贸易，它也是个自贸，它是更高标准的自贸。这就涉及到准入的问题，涉及到负面清单的问题，涉及到竞争中立的问题，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涉及到劳工制。要更好地和实际结合，更超前一点，看国际上自贸是什么趋势，然后比较早地建设这方面的制度更好。我相信深圳在全国一定是领先的。
主持人：谢谢李扬老师。张所长，您就这个话题怎么看？
张承惠：我想讲深圳的创新环境，我很同意李院长的观点，我们中心曾经对一些主要的城市做过创新性或者创新包容性的评价，结果就是有这么一个结论：深圳是中国创新环境最好的城市。
我也跟深圳年轻的创业者有过交流，他们感觉深圳这个环境确实是像刚才证券公司老总所说的，感觉很舒服，让创新者觉得办事没太大的障碍，感觉主要是专心解决企业发展问题，解决企业自身技术性问题，而不要考虑和政府官员打这么多交道。从金融创新的感觉来说，深圳有一个优势，就是和香港非常近。有些制度上的突破，确实像李院长说的，金融这个事，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不会在某个领域，对外资准入在深圳放开，要放开应该是全国放开，很多政策都是全国放开。和香港成熟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衔接，做一些产品方面的创新，我觉得有空间。
我4月份刚来过深圳，来过前海的微众银行，我觉得微众银行就是创新的典范。首先没有分支机构的银行，当然这里有突破，开户怎么突破，不知道有没有放开。远程开户的事不解决，没有分支机构可能影响比较大。
再就是风控的模式也是创新，跟腾讯系的大量信息、大量的数据对接，对贷款人信用进行评价，我当时还有疑问，我调研的时候问他们，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的模式主要是根据社交的信息，那么和阿里巴巴根据商业行为的信息相比，这两个信息哪个更可靠？因为交易行为是有资金来往的，社交可能没有资金来往。是不是可以有些负责任的行为？微众银行的朋友们说，不一定是这样。社交信息通过一些信息处理技术，相当精确地分析出消费者的心理。我确实开了眼界。在网上匿名的时候都是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但是他们确实有办法。
主持人：貌似不理性，最后得出理性的结论。
张承惠：举一个小例子，手机用户，如果你注册地在北京，你经常在上海活动，它就可以判断出某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点我觉得也是创新。
还有一点，微众银行提出来的，将来客户要达到4亿，这是上亿级的客户。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深化金融分工合作，也是一个创新；通过它的信用技术、甄别技术来为其他银行服务，这点也是创新。
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他们特别注重场景和体验。这就有很大程度是互联网思维了，和传统银行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微众银行获得成功，看他们怎么走下去。
主持人：谢谢张所长。大家对金融创新的案例是非常关注的，也非常期待这种变化发生在我们身边。下面有请平安的赵行长谈谈。
张春：中国金融行业的监管曾经有很大的问题。新一届政府，总体思路是在这方面要放开。有几个地方，上海自贸区是一个，深圳前海也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在前海这里，最近做的这些事情，像田局长说的，我觉得都是胆子比较大。而且我觉得对中国金融管制的开放是有很正面的意义的。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跨境贷款、外币跨境贷款有没有额度的问题，这个里面的确会牵扯到宏观审慎监管的问题，因为国际上也是有经验的。包括风险，包括钱进来以后会不会增加我们国内货币的供应量。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金融学院为央行上海总部做了一个项目，专门看了离岸人民币市场，当时很关注机制问题。有一部分的确应该通过企业的贷款出来，回来以后，对大陆宏观经济有多大的冲击，我们做了估算。其实在当时来看，所有的钱全部回来的话，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深圳这方面的先行先试是非常好的模式，从宏观上面，我觉得可以控制。当然以后金融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开放，宏观的风险肯定还是要继续注意的。
主持人：尝试还要不停地做下去，我们有可能在这方面要更加谨慎一些，以更加负责的心态做。谢谢张教授。
曹行长在我身边，刚才张总开始的时候就说和微众银行有很多交流。曹行长您以前不是在深圳工作，来到深圳从事金融行业，又是互联网系的金融行业，您觉得来深圳以后做监管，包括在互联网大企业集团里面做监管，和原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您觉得深圳金融创新有哪些体会？
曹彤：有两个维度，新的互联网化、社会互联网化带来金融业的影响很大，这个维度上看有全新的共识；我们在海外学的东西不多，很多还是要靠自己摸索。从这两个维度看，深圳地区的金融创新是很独特的。有互联网创新的企、领军企业，像腾讯，非常有代表性。
主持人：我很好奇，因为李克强总理曾经给微众银行打过广告，你钱从哪儿来？如果光是放贷，不吸储，这方面如何创新？
曹彤：现在国内银行是结构性过剩的，我们银行牌照有将近4200个，如果只是建银行，多一个少一个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牌照排放出来，会在互联网金融上做尝试，意义更大，希望起连接器的作用。连接好大家，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
主持人：下面请出的是长城证券的何伟先生。今年证券市场是冰火两重天，上半年的火热到现在的寒冷，券商一定有更多的收获和体会，无论是钱上面还是经验方面，包括个人的体会方面。不知道您怎么看？券商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哪些想法？您正在做什么？
何伟：谢谢主持人，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深圳每17个人就有1个人开公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深圳，会不会有新的创客们引领创新的浪潮？对于证券公司来说，我们知道资金对于企业是很关键的，但是中小创新企业它与生俱来的风险是高的，显然它和传统的融资渠道并不匹配。那就需要很多金融创新去支持这些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才能生存下去。
刚才马博士说金融改革是创新的核心和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比如VC、私募、股权众筹，还有互联网金融、收购兼并、多层次市场融资，有很多方式，但是这些或许可以比较成熟地向中小企业融资。
我举个例子，可能更说明问题：2012年的6月份，证监会引领券商创新推出一个品种，中小企业私募债，今年年初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挂牌的非公开发行债券已经悄悄尝试注册制的步骤并进行探索。讲到中小企业私募债，当时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创新，也是对中小企业融资最好的支持。券商们理解中小企业的风险很高，大的券商认为我们要做，收入很小，碰上一单很麻烦，其实作为中型券商的业务管理人、负责人，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做，我想了以后觉得这是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也不能乱来。
在这上面，我觉得风险、收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互之间怎么平衡，是券商必须考虑的。严格的风控措施、强化增进措施、推荐给合适的投资者等等，这些做完以后效果比较好。不做，没有风险。做70个一单风险，50个三单风险，哪个是最好的？零个零风险，这个最好？答案不用说。
深圳的券商还是很走运的，有深圳的创新环境，刚才也是马博士用了很多时间强调，他讲的制度等等，我是很喜欢深圳的，为什么呢？深圳从创立起，政府、企业或者投资者都在归位，尤其是政府，创造一个创新的生态，所以才有了华为、腾讯、平安等等，甚至还有大疆，这些就不多说了。
刚才田局长把前海的大的发展方针说了，我讲点其中我们受惠的情况。前海管理局和深圳金融办在创新方面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做了很多探索，特别是金融创新方面。
我举中欧跨境并购基金的例子。现在暂时困难的欧洲德语区选择哪些好的医疗器械和精密仪器制造？大家知道瑞士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做这些比日本还强，把这些小到50人、大到75人的精良企业，通过PE加上市公司，通过和我们的企业对接，我想这也是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另外一种。这个要特别感谢前海管理局做的工作。中欧基金的设立，改善全球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医疗条件绝对是好的。刚才说医疗器械，在座诸位去弄个牙，牙是很重要的事，那肯定也是找日本的设备、德国的设备，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具体支持到中小企业创新的一些新。正常的公司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方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会往这方面做。
主持人：下面请四位已经演讲的嘉宾谈如何看待深圳在金融创新的作为，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没有更进一步、更需要努力的。同时金融创新如何处理金融创新和审慎的关系，创新有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箭杆方面的空白点，这些风险如何避免？李扬老师。
李扬：我想通过这次危机之后，大家会发现金融创新是双刃剑。如果创新离开实体经济发展，就可能发生祸害。深圳的创新就在于实体经济发展很好，刚才几位已经讲到了，深圳营造的环境，使得企业过来很舒服，做金融的过来也很舒服。
讲到整个自贸区，我有个看法，现在的自贸区非常多，多到说不清楚。此自贸彼自贸，国际也自贸，美国太平洋合作伙伴，跨大西洋合作，都是自贸，到底怎么看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浪潮？恐怕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中美投资贸易，它也是个自贸，它是更高标准的自贸。这就涉及到准入的问题，涉及到负面清单的问题，涉及到竞争中立的问题，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涉及到劳工制。要更好地和实际结合，更超前一点，看国际上自贸是什么趋势，然后比较早地建设这方面的制度更好。我相信深圳在全国一定是领先的。
主持人：谢谢李扬老师。张所长，您就这个话题怎么看？
张承惠：我想讲深圳的创新环境，我很同意李院长的观点，我们中心曾经对一些主要的城市做过创新性或者创新包容性的评价，结果就是有这么一个结论：深圳是中国创新环境最好的城市。
我也跟深圳年轻的创业者有过交流，他们感觉深圳这个环境确实是像刚才证券公司老总所说的，感觉很舒服，让创新者觉得办事没太大的障碍，感觉主要是专心解决企业发展问题，解决企业自身技术性问题，而不要考虑和政府官员打这么多交道。从金融创新的感觉来说，深圳有一个优势，就是和香港非常近。有些制度上的突破，确实像李院长说的，金融这个事，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不会在某个领域，对外资准入在深圳放开，要放开应该是全国放开，很多政策都是全国放开。和香港成熟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衔接，做一些产品方面的创新，我觉得有空间。
我4月份刚来过深圳，来过前海的微众银行，我觉得微众银行就是创新的典范。首先没有分支机构的银行，当然这里有突破，开户怎么突破，不知道有没有放开。远程开户的事不解决，没有分支机构可能影响比较大。
再就是风控的模式也是创新，跟腾讯系的大量信息、大量的数据对接，对贷款人信用进行评价，我当时还有疑问，我调研的时候问他们，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的模式主要是根据社交的信息，那么和阿里巴巴根据商业行为的信息相比，这两个信息哪个更可靠？因为交易行为是有资金来往的，社交可能没有资金来往。是不是可以有些负责任的行为？微众银行的朋友们说，不一定是这样。社交信息通过一些信息处理技术，相当精确地分析出消费者的心理。我确实开了眼界。在网上匿名的时候都是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但是他们确实有办法。
主持人：貌似不理性，最后得出理性的结论。
张承惠：举一个小例子，手机用户，如果你注册地在北京，你经常在上海活动，它就可以判断出某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点我觉得也是创新。
还有一点，微众银行提出来的，将来客户要达到4亿，这是上亿级的客户。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深化金融分工合作，也是一个创新；通过它的信用技术、甄别技术来为其他银行服务，这点也是创新。
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他们特别注重场景和体验。这就有很大程度是互联网思维了，和传统银行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微众银行获得成功，看他们怎么走下去。
主持人：谢谢张所长。大家对金融创新的案例是非常关注的，也非常期待这种变化发生在我们身边。下面有请平安的赵行长谈谈。
17:41
2015-08-30
圆桌讨论：金融创新包括四个层次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所长的精彩分享。稍候会继续有请各位演讲嘉宾来到我们会场的行业精英来到台上，我们将进行一场圆桌对话，还是围绕深圳创新的金融样本这个核心话题。
有请对话嘉宾来到台上，我们再次请出李扬院长、张承惠所长、赵继臣行长、马光远先生，同时还要有请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上海高级金融学员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教授、深圳前海为重银行行长曹彤以及长城证券总裁何伟。有请各位！
时间非常紧，所以我们期待大家以更多精炼的语言、更多干货带给现场的观众。
田局长，您是前海管理局的副局长，前几天听说前海局和前海蛇口自贸区有一个工作会议，说今年年底前海和蛇口自贸区将会形成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自贸新城，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局面？包括金融上面有哪些亮点？
田敏：首先感谢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给前海合办的机会。也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于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我想介绍一下，自贸区它是在一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基础上，先发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14年底自贸区扩区，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扩展到从南到北，形成自贸区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实际上是打造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新体系。
我们看到上海自贸区做的探索，它包含了从政府的职能、外资的准入、负面清单到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等内容，大家看到上海出了一系列的海关监管政策并改进措施。上海要打造成我们国家资本向下的对外开放，还有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还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这个战略是要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联动效应的，在这个前提下，上海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现在回头看深圳或者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叫做前海蛇口自贸区，会是什么样的呢？蛇口自贸区加上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它形成了自贸新城。
这个自贸新城可以跟上海来比较一下。和上海有什么不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大家可以看到国务院的方案说，加强金融业发展，首先是要进一步强化粤港深度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对金融业的描述上，加强金融业的发展上，国务院给我们一个战略的意义，就是要做我们国家金融对外开放的试验、示范窗口，这和我们说到金融业的样本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未来的自贸新城，围绕深港合作，这是我们的大前提，然后加强自贸新城建设，围绕着示范试验窗口，从这个角度出发，围绕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活动。这就是我们整体的概念，应该把这个立起来。
有了这样清晰的定位，我们的金融创新怎么做呢？围绕着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深港合作地理位置，因为我们毕竟是靠近国际上比较发达的金融中心，那么我们就是跨境资金的自由、便捷，这也涉及到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所以这个就是跨境资金的便利化、自由化，这也就是资本项下的探索。
第二个是我们要围绕新的金融业务来开展创新。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完成了一定的社会积累，大家应该也有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富裕很多，银行的钱多了很多，打造财富管理的中心会带来一系列金融需求，即行业保险、财富管理等新业务的创新。
第三个层次也就是张所长说到的是我们要打破一些市场准入的限制。金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制非常严格，整个金融活动的自主性管制非常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市场机构的准入，我们能不能参与这个活动，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的。把市场准入的门槛降低，也是各种机构业务兴起的前提。
第四个创新也就是刚才张所长提到的，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割裂的市场合并起来，能不能使我们的金融再相对宽松，能不能进行混业经营呢？我们一行三会能不能协调起来呢？我们未来前海蛇口自贸区金融创新非常重要。主要的任务就围绕这四个核心开展创新，思路非常清晰，其实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成绩在哪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首先从2012年最先推出的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谈起，它的核心意义是我们利用境外的便宜资金。刚才演讲嘉宾提到了，我们现在的利率水平太高了，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也是一种市场的资源。跨境人民币贷款是利用市场的方法，在争取新政策的前提下，把境外的便宜资金引入到境内来，这个是从深圳前海最先开始的。这项政策目前已经在全国开始推广，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利用国外的便宜资金——允许中资企业借外债，然后把外债引入境内，我们进行结汇使用。这也是金融创新。今年4月份推出来的，当时中央给了三个地方，其中一个就是深圳。目前这个政策我们前海是用得最好的。
主持人：它是全国范围的企业都可以用吗？
田敏：对。国外跨国基金引进来，我们当时想有额度限制，因为我们知道货币有乘数效应，如果把门打开，把钱引进来，担心会冲击国内的货币政策。因此，2012年最初推开这个政策的时候，给了一个额度。实际上使用起来，我们引进境外资金的时候，不可能什么样的价格都会进来，一定会盘算我的价格和国内比起来，加上所有手续、税费，合不合适，境内、境外市场，金融市场有没有发生变动。我们怎么使用，能不能无限制？既然这项政策是用于前海的建设和发展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用于前海的建设和发展呢？我们在前海注册这么多的企业，他们有一些实体经济运行，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在前海注册的企业所有经营活动和全国是连在一起的，只要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呢？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答复。这两项政策其实是一个概念：相信市场，相信它来决定价格。
主持人：非常好，我觉得您已经让大家感觉到前海在金融创新方面做出的非常大的努力，包括给企业带来真正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也会对全国其他的自贸区，包括自贸园区有很大的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下面有请张春教授从金融研究者的角度来评价一下，深圳作为金融创新样本城市，包括前海这么多的努力，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所长的精彩分享。稍候会继续有请各位演讲嘉宾来到我们会场的行业精英来到台上，我们将进行一场圆桌对话，还是围绕深圳创新的金融样本这个核心话题。
有请对话嘉宾来到台上，我们再次请出李扬院长、张承惠所长、赵继臣行长、马光远先生，同时还要有请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上海高级金融学员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教授、深圳前海为重银行行长曹彤以及长城证券总裁何伟。有请各位！
时间非常紧，所以我们期待大家以更多精炼的语言、更多干货带给现场的观众。
田局长，您是前海管理局的副局长，前几天听说前海局和前海蛇口自贸区有一个工作会议，说今年年底前海和蛇口自贸区将会形成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自贸新城，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局面？包括金融上面有哪些亮点？
田敏：首先感谢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给前海合办的机会。也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于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我想介绍一下，自贸区它是在一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基础上，先发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14年底自贸区扩区，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扩展到从南到北，形成自贸区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实际上是打造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新体系。
我们看到上海自贸区做的探索，它包含了从政府的职能、外资的准入、负面清单到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等内容，大家看到上海出了一系列的海关监管政策并改进措施。上海要打造成我们国家资本向下的对外开放，还有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还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这个战略是要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联动效应的，在这个前提下，上海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现在回头看深圳或者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叫做前海蛇口自贸区，会是什么样的呢？蛇口自贸区加上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它形成了自贸新城。
这个自贸新城可以跟上海来比较一下。和上海有什么不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大家可以看到国务院的方案说，加强金融业发展，首先是要进一步强化粤港深度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对金融业的描述上，加强金融业的发展上，国务院给我们一个战略的意义，就是要做我们国家金融对外开放的试验、示范窗口，这和我们说到金融业的样本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未来的自贸新城，围绕深港合作，这是我们的大前提，然后加强自贸新城建设，围绕着示范试验窗口，从这个角度出发，围绕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活动。这就是我们整体的概念，应该把这个立起来。
有了这样清晰的定位，我们的金融创新怎么做呢？围绕着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深港合作地理位置，因为我们毕竟是靠近国际上比较发达的金融中心，那么我们就是跨境资金的自由、便捷，这也涉及到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所以这个就是跨境资金的便利化、自由化，这也就是资本项下的探索。
第二个是我们要围绕新的金融业务来开展创新。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完成了一定的社会积累，大家应该也有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富裕很多，银行的钱多了很多，打造财富管理的中心会带来一系列金融需求，即行业保险、财富管理等新业务的创新。
第三个层次也就是张所长说到的是我们要打破一些市场准入的限制。金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制非常严格，整个金融活动的自主性管制非常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市场机构的准入，我们能不能参与这个活动，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的。把市场准入的门槛降低，也是各种机构业务兴起的前提。
第四个创新也就是刚才张所长提到的，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割裂的市场合并起来，能不能使我们的金融再相对宽松，能不能进行混业经营呢？我们一行三会能不能协调起来呢？我们未来前海蛇口自贸区金融创新非常重要。主要的任务就围绕这四个核心开展创新，思路非常清晰，其实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成绩在哪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首先从2012年最先推出的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谈起，它的核心意义是我们利用境外的便宜资金。刚才演讲嘉宾提到了，我们现在的利率水平太高了，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也是一种市场的资源。跨境人民币贷款是利用市场的方法，在争取新政策的前提下，把境外的便宜资金引入到境内来，这个是从深圳前海最先开始的。这项政策目前已经在全国开始推广，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利用国外的便宜资金——允许中资企业借外债，然后把外债引入境内，我们进行结汇使用。这也是金融创新。今年4月份推出来的，当时中央给了三个地方，其中一个就是深圳。目前这个政策我们前海是用得最好的。
主持人：它是全国范围的企业都可以用吗？
田敏：对。国外跨国基金引进来，我们当时想有额度限制，因为我们知道货币有乘数效应，如果把门打开，把钱引进来，担心会冲击国内的货币政策。因此，2012年最初推开这个政策的时候，给了一个额度。实际上使用起来，我们引进境外资金的时候，不可能什么样的价格都会进来，一定会盘算我的价格和国内比起来，加上所有手续、税费，合不合适，境内、境外市场，金融市场有没有发生变动。我们怎么使用，能不能无限制？既然这项政策是用于前海的建设和发展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用于前海的建设和发展呢？我们在前海注册这么多的企业，他们有一些实体经济运行，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在前海注册的企业所有经营活动和全国是连在一起的，只要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呢？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答复。这两项政策其实是一个概念：相信市场，相信它来决定价格。
主持人：非常好，我觉得您已经让大家感觉到前海在金融创新方面做出的非常大的努力，包括给企业带来真正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也会对全国其他的自贸区，包括自贸园区有很大的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下面有请张春教授从金融研究者的角度来评价一下，深圳作为金融创新样本城市，包括前海这么多的努力，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7:21
2015-08-30
马光远：金融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马光远：非常荣幸每年能参加一次经济之声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到今年，“大国大时代”更加名副其实了。这是一个大时代，大国经济会如何，引人关注。今天借这个主题，我和大家分享三个问题。
第一，从当前宏观经济的困境看创新的必要性。今年以来整个宏观经济出了很多大事，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对于这些现象，究竟怎么看？我想每个人都非常关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速，大家都有一个期待，就是它走得可能比较高，但是当今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速降到7%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比较震惊的。
这两个数字出来以后，国际、国内专家、媒体对这个数字基本都用了同样的评价，就是我们的GDP增速创下近6年以来最低的增速。对于这个评价究竟怎么看？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好坏的判断标准基本上在这个数字上。事实上，从今年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本身来看，国际、国内我们面临的环境非常复杂。国际因素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各项指标持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GDP增速能创下7%这么一个数字是相当不容易的。
过去一年到现在，我们跟很多企业家、政府官员、行业内的人交流，大家都对这个数字表示非常担忧。我想对这个数字本身的判断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大家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跟过去不一样、出现了很多变化这一点，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7%这个数字，从今年我们所处的环境看，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周期看，都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我个人一直认为7%这个数字不仅仅不差，而且很漂亮。这个数字如果能维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整个经济的状况会比我们所看到的理想很多。但是，坦率地讲，我觉得关注中国经济，首先恐怕需要回答一个问题，7%究竟好不好，7%有没有必要值得担心？如果7%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从去年到现在，企业非常焦虑，官员非常焦虑，专家、学者非常焦虑，大家焦虑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个数字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担忧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已经熄火。
过去我们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讲“三驾马车”，按照我自己的看法，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拉动主要靠“六驾马车”：
第一个是制造业。制造业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非常惨淡，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月份创下这个指标有史以来最差的表现，7月份创下这个指标有史以来第二差的表现。制造业目前处在非常困难的转型升级、消化过剩产能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要完成转型调整的任务，还需要很长时间。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拉动力之一，制造业，从拉动经济增长而言基本已经熄火。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传统的三驾马车里，我认为投资是最重要的，它对经济本身增量的贡献而言，是消费和出口不可相提并论的。过去，我对中国经济基本讲两句话，“投资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投资出问题，中国经济一定出问题”、“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当然，过去大家听到更多的是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我个人从来不认为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我相信股市自己也不好意思这么看。中国资本市场成立20多年以来，我们的深市、沪市，按过去的真实增长率看，几乎没有涨过。股市和经济有关系吗？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去年到现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谈到股市，很多人向我咨询股市的问题、投资什么股票，我告诉他们我不懂股市。他们说你不是研究经济吗？你怎么不懂股市？没人相信。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公开说，股市和经济没关系，也和投资学没关系。如果让我划中国股市的范畴，我把它划到文学和艺术的范畴，和经济学没有关系。
而房地产是晴雨表，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经济的冷暖变化基本要看投资和房地产的变化。今年，我们投资的增速掉到11.2%，几乎是正常年份创下的历史最低记录。房地产的投资从去年1到7个月的增速13.7%，掉到今年前7个月的4.3%，基本上是暴跌。投资的下滑、房地产的下滑，引起了中国经济全行业的反映。所以这两驾马车基本熄火。
还有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的出口。上半年出口的增速非常惨淡，我们今年的出口目标是6%，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讲，完成目标很难很难。今年出口的增速能够达到正的已经非常不容易。
在我们现有的“马车”里面，现在唯一还值得依靠的马车是基建投资。基建投资从去年到现在，基本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长，20%以上，远远跑赢GDP的“大盘”。
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让大家感觉比较担心？我认为不是速度问题。而是如果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所有的动力出了问题的话，我们靠什么？
我想答案肯定有两个，第一是换动力。既然这些引擎、这些发动机难以维系，我们换新的发动机。新的发动机在哪里？创业、创新算不算新的发动机？肯定算。但是我们刚刚开始干。也就是说靠我们的创业创新，短期内难以挽回经济下行的势头，在没有新拉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之路比较困难。
短期来看，我们恐怕还得依靠过去已经把效率发挥到极致的拉动力上。比如房地产，我们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挽救房地产？是因为我们一旦离开房地产的增长，中国经济要出问题。在很多领域投资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加大投资？因为离开投资，中国经济往下走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在新的发动机没有找到以前，我们必须依靠旧的发动机。哪些可以依靠？我觉得在下一个短的周期里面，可以暂时依靠的旧的发动机基本上有三个：消费，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周期里面，恐怕主要依靠消费去改变中国经济的状况；房地产，没有房地产的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是很难想象的；还有就是基建。
我们现在回到7%这个数字。为什么我讲7%的数字还不错？过去我们靠六驾马车拉动在9%、10%，现在只剩下一驾马车了，我们的经济增速能达到7%，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到今天为止，旧的动力出问题了，必须换新的引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下一步，一定要靠创新，没有创新死路一条。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创新在今天的环境下行不行，我们可以探讨，但是这是一条路，是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讲的消费，是一个需要长期启动的事情。房地产走到今天，已经日落西山。基建投资总有一天玩不下去。所以就这个来讲，宏观经济的这种困境引发的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思考：中国经济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中国经济的下一步会如何，应该来说跟过去30多年相比，无论是增长动力还是产业变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我认为创新是中国经济的唯一选择。到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创新？大家一谈到创新，就会讲很多。我们现在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想它的原始之作应该来自菲尔普斯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创新究竟是什么？现在中国人对创新的最大认识，可能主要放在技术层面。比如说，我们谈到创新的话，更多谈的是技术创新，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对于中国创新能否成功而言，我认为技术是最不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对创新的理解和关注点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我一直强调这个文法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年全球只有英国才爆发了工业革命，其他国家都没有。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在英国发生而不是中国发生？为什么讲李约瑟之谜？我们需要回头看什么？就是看当年为什么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岛国爆发了工业革命。
爆发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什么？是因为技术吗？大家的解释非常多，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是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爆发，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出现了推动技术应用到生产领域的很多条件。通过对当年英国的一系列研究，我列了几点，比如，英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专利制，用于保护技术的专有性。比如，19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还比如，1773年成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股份公司。中世纪英国和现代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差别不大。它保证了一切资源的自由流动，特别是金融领域，我们看到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股份公司、现代资本市场。包括我们讲的公共债务和当年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都是相一致的。
所以，我们讲的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制度性的变革、制度性的积累。这个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让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中国讲创新、讲成为创新型国家，互联网年代技术到那天一定是全部开放的，我们要为成为开放的国家奠定制度条件，我们的产权、金融等有没有问题，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在万众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改变对创新的最原始的理解。创新不是技术事件，而是一个公共事件，是制度事件、金融事件。很多人谈硅谷、谈国家创新的时候，更多地看到的是它的技术，事实上这些技术的背后有一系列支撑创新的国家体系，比如金融体系、教育体系、企业体系、文化体系、法律体系，这些体系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深圳成为创新城市、创新经济体，恐怕需要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就“一根筋”地钻研技术，而是应该在多个层面建立创新经济体的制度体系。
我认为金融非常重要，我把金融看成创新的核心和基础。过去很多年，中国大量的创新是在互联网领域的，中国出现了很多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够做到世界级？是因为金融领域的支持。我们现在谈到阿里巴巴，说它是外国企业，说百度是外国公司，谈到大公司都是外国企业。以当年的金融体系来看，投资互联网企业，当年的政府支持不支持？不支持。因为国有资本不能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要保值增值。当年我们说得最多的是互联网泡沫，那谁愿意给你烧钱？
国内不支持，就只能到美国，寻求美国的风投来支持这些企业。最后这些公司变成外国企业。现在有很多高科技企业到美国上市，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我们的金融体系不支持那些企业留下来？
金融改革作为创新的基础，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要不断强调，因为我们现在对金融的重要地位强调得太不够。金融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当年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革命，是金融革命，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前，那些技术早已经有，但是只有当现代的专利制度、现代的股份公司、现代的银行、现代的资本制度成立以后，才有工业革命的可能。中国要成立创新经济体，最大的突破在哪里，最大的弱点在哪里？我认为在金融。“经济大国、金融弱国”的基本面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中国在金融层面的实力很薄弱，所以我们需要提高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基础在哪里？在于我们金融基本面的改变。以前我们对金融的认识层面存在很大的误区，把金融看成虚拟经济，强调实体经济的第一位和金融经济的附属地位，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金融和实体经济一样，是经济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都非常重要，我们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认为这个话实在太土。这个话放在以前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放在现代经济体里面，会闹很多笑话。
实际上，不仅仅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互相服务的问题。我们要尊重金融的主体地位，尊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为金融服务。过去很多年谈到中国金融，我们在政策层面淡化、弱化非常严重。
金融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我们要不断提高中国金融的影响力，提高我们防风险的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民营银行等方面的这种变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方向都是正确的。过去十年没有干的，基本上这两年干了。对于中国这个经济体而言，如果真的把创新作为经济的重大事项，就必须把金融的核心地位搞起来。最起码我认为，应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现代科技与现代金融的双轮驱动。这样，中国经济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才有可能、才有希望。谢谢！
马光远：非常荣幸每年能参加一次经济之声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到今年，“大国大时代”更加名副其实了。这是一个大时代，大国经济会如何，引人关注。今天借这个主题，我和大家分享三个问题。
第一，从当前宏观经济的困境看创新的必要性。今年以来整个宏观经济出了很多大事，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对于这些现象，究竟怎么看？我想每个人都非常关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速，大家都有一个期待，就是它走得可能比较高，但是当今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速降到7%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比较震惊的。
这两个数字出来以后，国际、国内专家、媒体对这个数字基本都用了同样的评价，就是我们的GDP增速创下近6年以来最低的增速。对于这个评价究竟怎么看？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好坏的判断标准基本上在这个数字上。事实上，从今年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本身来看，国际、国内我们面临的环境非常复杂。国际因素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各项指标持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GDP增速能创下7%这么一个数字是相当不容易的。
过去一年到现在，我们跟很多企业家、政府官员、行业内的人交流，大家都对这个数字表示非常担忧。我想对这个数字本身的判断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大家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跟过去不一样、出现了很多变化这一点，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7%这个数字，从今年我们所处的环境看，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周期看，都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我个人一直认为7%这个数字不仅仅不差，而且很漂亮。这个数字如果能维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整个经济的状况会比我们所看到的理想很多。但是，坦率地讲，我觉得关注中国经济，首先恐怕需要回答一个问题，7%究竟好不好，7%有没有必要值得担心？如果7%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从去年到现在，企业非常焦虑，官员非常焦虑，专家、学者非常焦虑，大家焦虑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个数字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担忧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已经熄火。
过去我们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讲“三驾马车”，按照我自己的看法，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拉动主要靠“六驾马车”：
第一个是制造业。制造业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非常惨淡，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月份创下这个指标有史以来最差的表现，7月份创下这个指标有史以来第二差的表现。制造业目前处在非常困难的转型升级、消化过剩产能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要完成转型调整的任务，还需要很长时间。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拉动力之一，制造业，从拉动经济增长而言基本已经熄火。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传统的三驾马车里，我认为投资是最重要的，它对经济本身增量的贡献而言，是消费和出口不可相提并论的。过去，我对中国经济基本讲两句话，“投资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投资出问题，中国经济一定出问题”、“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当然，过去大家听到更多的是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我个人从来不认为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我相信股市自己也不好意思这么看。中国资本市场成立20多年以来，我们的深市、沪市，按过去的真实增长率看，几乎没有涨过。股市和经济有关系吗？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去年到现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谈到股市，很多人向我咨询股市的问题、投资什么股票，我告诉他们我不懂股市。他们说你不是研究经济吗？你怎么不懂股市？没人相信。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公开说，股市和经济没关系，也和投资学没关系。如果让我划中国股市的范畴，我把它划到文学和艺术的范畴，和经济学没有关系。
而房地产是晴雨表，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经济的冷暖变化基本要看投资和房地产的变化。今年，我们投资的增速掉到11.2%，几乎是正常年份创下的历史最低记录。房地产的投资从去年1到7个月的增速13.7%，掉到今年前7个月的4.3%，基本上是暴跌。投资的下滑、房地产的下滑，引起了中国经济全行业的反映。所以这两驾马车基本熄火。
还有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的出口。上半年出口的增速非常惨淡，我们今年的出口目标是6%，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讲，完成目标很难很难。今年出口的增速能够达到正的已经非常不容易。
在我们现有的“马车”里面，现在唯一还值得依靠的马车是基建投资。基建投资从去年到现在，基本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长，20%以上，远远跑赢GDP的“大盘”。
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让大家感觉比较担心？我认为不是速度问题。而是如果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所有的动力出了问题的话，我们靠什么？
我想答案肯定有两个，第一是换动力。既然这些引擎、这些发动机难以维系，我们换新的发动机。新的发动机在哪里？创业、创新算不算新的发动机？肯定算。但是我们刚刚开始干。也就是说靠我们的创业创新，短期内难以挽回经济下行的势头，在没有新拉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之路比较困难。
短期来看，我们恐怕还得依靠过去已经把效率发挥到极致的拉动力上。比如房地产，我们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挽救房地产？是因为我们一旦离开房地产的增长，中国经济要出问题。在很多领域投资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加大投资？因为离开投资，中国经济往下走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在新的发动机没有找到以前，我们必须依靠旧的发动机。哪些可以依靠？我觉得在下一个短的周期里面，可以暂时依靠的旧的发动机基本上有三个：消费，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周期里面，恐怕主要依靠消费去改变中国经济的状况；房地产，没有房地产的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是很难想象的；还有就是基建。
我们现在回到7%这个数字。为什么我讲7%的数字还不错？过去我们靠六驾马车拉动在9%、10%，现在只剩下一驾马车了，我们的经济增速能达到7%，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到今天为止，旧的动力出问题了，必须换新的引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下一步，一定要靠创新，没有创新死路一条。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创新在今天的环境下行不行，我们可以探讨，但是这是一条路，是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讲的消费，是一个需要长期启动的事情。房地产走到今天，已经日落西山。基建投资总有一天玩不下去。所以就这个来讲，宏观经济的这种困境引发的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思考：中国经济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中国经济的下一步会如何，应该来说跟过去30多年相比，无论是增长动力还是产业变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我认为创新是中国经济的唯一选择。到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创新？大家一谈到创新，就会讲很多。我们现在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想它的原始之作应该来自菲尔普斯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创新究竟是什么？现在中国人对创新的最大认识，可能主要放在技术层面。比如说，我们谈到创新的话，更多谈的是技术创新，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对于中国创新能否成功而言，我认为技术是最不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对创新的理解和关注点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我一直强调这个文法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年全球只有英国才爆发了工业革命，其他国家都没有。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在英国发生而不是中国发生？为什么讲李约瑟之谜？我们需要回头看什么？就是看当年为什么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岛国爆发了工业革命。
爆发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什么？是因为技术吗？大家的解释非常多，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是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爆发，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出现了推动技术应用到生产领域的很多条件。通过对当年英国的一系列研究，我列了几点，比如，英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专利制，用于保护技术的专有性。比如，19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还比如，1773年成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股份公司。中世纪英国和现代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差别不大。它保证了一切资源的自由流动，特别是金融领域，我们看到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股份公司、现代资本市场。包括我们讲的公共债务和当年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都是相一致的。
所以，我们讲的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制度性的变革、制度性的积累。这个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让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中国讲创新、讲成为创新型国家，互联网年代技术到那天一定是全部开放的，我们要为成为开放的国家奠定制度条件，我们的产权、金融等有没有问题，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在万众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改变对创新的最原始的理解。创新不是技术事件，而是一个公共事件，是制度事件、金融事件。很多人谈硅谷、谈国家创新的时候，更多地看到的是它的技术，事实上这些技术的背后有一系列支撑创新的国家体系，比如金融体系、教育体系、企业体系、文化体系、法律体系，这些体系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深圳成为创新城市、创新经济体，恐怕需要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就“一根筋”地钻研技术，而是应该在多个层面建立创新经济体的制度体系。
我认为金融非常重要，我把金融看成创新的核心和基础。过去很多年，中国大量的创新是在互联网领域的，中国出现了很多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够做到世界级？是因为金融领域的支持。我们现在谈到阿里巴巴，说它是外国企业，说百度是外国公司，谈到大公司都是外国企业。以当年的金融体系来看，投资互联网企业，当年的政府支持不支持？不支持。因为国有资本不能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要保值增值。当年我们说得最多的是互联网泡沫，那谁愿意给你烧钱？
国内不支持，就只能到美国，寻求美国的风投来支持这些企业。最后这些公司变成外国企业。现在有很多高科技企业到美国上市，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我们的金融体系不支持那些企业留下来？
金融改革作为创新的基础，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要不断强调，因为我们现在对金融的重要地位强调得太不够。金融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当年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革命，是金融革命，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前，那些技术早已经有，但是只有当现代的专利制度、现代的股份公司、现代的银行、现代的资本制度成立以后，才有工业革命的可能。中国要成立创新经济体，最大的突破在哪里，最大的弱点在哪里？我认为在金融。“经济大国、金融弱国”的基本面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中国在金融层面的实力很薄弱，所以我们需要提高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基础在哪里？在于我们金融基本面的改变。以前我们对金融的认识层面存在很大的误区，把金融看成虚拟经济，强调实体经济的第一位和金融经济的附属地位，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金融和实体经济一样，是经济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都非常重要，我们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认为这个话实在太土。这个话放在以前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放在现代经济体里面，会闹很多笑话。
实际上，不仅仅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互相服务的问题。我们要尊重金融的主体地位，尊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为金融服务。过去很多年谈到中国金融，我们在政策层面淡化、弱化非常严重。
金融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我们要不断提高中国金融的影响力，提高我们防风险的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民营银行等方面的这种变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方向都是正确的。过去十年没有干的，基本上这两年干了。对于中国这个经济体而言，如果真的把创新作为经济的重大事项，就必须把金融的核心地位搞起来。最起码我认为，应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现代科技与现代金融的双轮驱动。这样，中国经济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才有可能、才有希望。谢谢！
17:12
2015-08-30
大咖齐聚深圳谈金融创新：如何对接实体经济
央广网深圳8月30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主办“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8月谈，今天下午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期报告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指出，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电子支付、理财“宝宝”、众筹融资等诸多金融创新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影响着老百姓的钱包和生活方式，深圳的金融业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表示，深圳是一座因创新而生而盛的城市， 而深圳发达的金融产业则为这座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提供新鲜血液和持续动力。2015年，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院在原本“京沪双中心”联动的布局基础上正式进驻深圳，实现三地互动办学，全面覆盖中国金融教育市场 。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最近几个月，市场上和学术界流传着用“杠杆转移”的方式，解决中国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比如认为把股市搞上去，就可以解决企业杠杆率太高的问题，然后把一部分杠杆转移到居民手里。现在看来，今年6月到7月发生的股市剧烈波动，可以说是对这种思路给出负面评价。不能指望吹泡泡的方式去杠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认为，当前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第一是资金错配带来大量的资金沉淀，沉淀在一些效率很低的部门，或者说在一些僵尸型企业中，最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风险暴露，银行有相当部分的不良率是被拖延或者被掩盖，银行现在普遍宁可不犯错，也不能去冒风险放贷。
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表示，物联网已经临近了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到来以后，发展会出现质的变化，平安银行在这个领域已经在全国部署，与所有的港口、仓储进行合作，探讨用物联网来武装业务， 成为物联网金融的领先者。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强调，实体经济的第一位和金融经济的附属地位，这是错误的。金融和实体经济一样，是经济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都非常重要。要尊重金融的主体地位，尊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金融与实体经济是互相服务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为金融服务。金融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就深圳这个金融创新的样本将展示出什么样的魅力、 金融创新对接实体经济又需要什么样的智慧等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央广网深圳8月30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主办“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8月谈，今天下午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期报告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指出，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电子支付、理财“宝宝”、众筹融资等诸多金融创新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影响着老百姓的钱包和生活方式，深圳的金融业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表示，深圳是一座因创新而生而盛的城市， 而深圳发达的金融产业则为这座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提供新鲜血液和持续动力。2015年，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院在原本“京沪双中心”联动的布局基础上正式进驻深圳，实现三地互动办学，全面覆盖中国金融教育市场 。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最近几个月，市场上和学术界流传着用“杠杆转移”的方式，解决中国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比如认为把股市搞上去，就可以解决企业杠杆率太高的问题，然后把一部分杠杆转移到居民手里。现在看来，今年6月到7月发生的股市剧烈波动，可以说是对这种思路给出负面评价。不能指望吹泡泡的方式去杠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认为，当前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第一是资金错配带来大量的资金沉淀，沉淀在一些效率很低的部门，或者说在一些僵尸型企业中，最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风险暴露，银行有相当部分的不良率是被拖延或者被掩盖，银行现在普遍宁可不犯错，也不能去冒风险放贷。
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表示，物联网已经临近了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到来以后，发展会出现质的变化，平安银行在这个领域已经在全国部署，与所有的港口、仓储进行合作，探讨用物联网来武装业务， 成为物联网金融的领先者。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强调，实体经济的第一位和金融经济的附属地位，这是错误的。金融和实体经济一样，是经济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都非常重要。要尊重金融的主体地位，尊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金融与实体经济是互相服务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为金融服务。金融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就深圳这个金融创新的样本将展示出什么样的魅力、 金融创新对接实体经济又需要什么样的智慧等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7:07
2015-08-30
张承惠：持牌金融机构过度管制应放开
促进市场竞争的制度创新是什么呢？中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人为分割市场的现象，甚至于为一个金融产品单独设立一个市场，这种情况是管理部门或者是我们的权利部门，它划定一个市场的边界，这个交易所只能做这个事，哪个交易所只能做那个事，彼此之间没有竞争。因为做的不是一个商品，不可能出现竞争。比如我们的债券市场分割，说了10多年没有解决。最简单的例子是结算，登记结算有三个公司，这三个可以产生合理竞争，但是不然，每个公司的经营范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三个公司不构成竞争。这个也要进行制度创新。我跟他们说有些交易所完全可以合并，少数几个产品要单上一个交易所？现货、期货也可以合并。但是我们这种人为的分割市场就人为的限制了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这个原理很简单。还有就需要我们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我们未来要更加科学、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征信评级制度也不多说，现在大家都在叫，但是统不起来。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只是和商业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小贷公司、P2P这些都进入不了人民银行体系里面，有的对P2P开小口，和大的没融合。其他的都远远没有进入，交通、法律违章诉讼等都没有整合起来，所以我们的征信体系有缺陷。
最后一个创新是要对法律框架，当然谈不上创新，进一步完善法律框架，如果未来的法律框架比现在做的更好，我觉得广义上也是一个创新。这里面重点是两件事，一是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的权益，那么这个保护投资者权益，现在一行三会都有保护局，我跟他们说，你们投资者保护有多少效率？简单说，投资者要投诉，能不能见到投资者保护局的人，能不能和你联系上？现在一行三会的门那么难进，普通投资人、普通投资者怎么和你沟通，怎么和你联系上呢？我们要进去都是非常困难的，要登记，有的监管部门我们去，比如说只能接待我们那个部门在10层，我们就只能进10层，其他的楼层都进不去。这种情况下建立更有效的保护消费者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新。重要的是增进消费者对中国市场包括我们的股市，包括我们的债式和其他金融市场要有充分的信任，不要都成为惊弓之鸟，有点坏消息就大家一涌而出，整个市场波动性是非常大的。第二点是规范各种新兴的金融活动，现在金融创新非常多，现有的监管架构下，只要不是监管部门管的，那一定没人管，这是空白地带。这些空白地带产生的新兴金融活动有正面作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说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着风险，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持牌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监管，不持牌金融机构可以做持牌金融机构不能做的事。这是不公平竞争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要规范各类金融活动。同时要打开持牌金融机构过度管制的现实。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
促进市场竞争的制度创新是什么呢？中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人为分割市场的现象，甚至于为一个金融产品单独设立一个市场，这种情况是管理部门或者是我们的权利部门，它划定一个市场的边界，这个交易所只能做这个事，哪个交易所只能做那个事，彼此之间没有竞争。因为做的不是一个商品，不可能出现竞争。比如我们的债券市场分割，说了10多年没有解决。最简单的例子是结算，登记结算有三个公司，这三个可以产生合理竞争，但是不然，每个公司的经营范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三个公司不构成竞争。这个也要进行制度创新。我跟他们说有些交易所完全可以合并，少数几个产品要单上一个交易所？现货、期货也可以合并。但是我们这种人为的分割市场就人为的限制了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这个原理很简单。还有就需要我们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我们未来要更加科学、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征信评级制度也不多说，现在大家都在叫，但是统不起来。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只是和商业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小贷公司、P2P这些都进入不了人民银行体系里面，有的对P2P开小口，和大的没融合。其他的都远远没有进入，交通、法律违章诉讼等都没有整合起来，所以我们的征信体系有缺陷。
最后一个创新是要对法律框架，当然谈不上创新，进一步完善法律框架，如果未来的法律框架比现在做的更好，我觉得广义上也是一个创新。这里面重点是两件事，一是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的权益，那么这个保护投资者权益，现在一行三会都有保护局，我跟他们说，你们投资者保护有多少效率？简单说，投资者要投诉，能不能见到投资者保护局的人，能不能和你联系上？现在一行三会的门那么难进，普通投资人、普通投资者怎么和你沟通，怎么和你联系上呢？我们要进去都是非常困难的，要登记，有的监管部门我们去，比如说只能接待我们那个部门在10层，我们就只能进10层，其他的楼层都进不去。这种情况下建立更有效的保护消费者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新。重要的是增进消费者对中国市场包括我们的股市，包括我们的债式和其他金融市场要有充分的信任，不要都成为惊弓之鸟，有点坏消息就大家一涌而出，整个市场波动性是非常大的。第二点是规范各种新兴的金融活动，现在金融创新非常多，现有的监管架构下，只要不是监管部门管的，那一定没人管，这是空白地带。这些空白地带产生的新兴金融活动有正面作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说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着风险，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持牌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监管，不持牌金融机构可以做持牌金融机构不能做的事。这是不公平竞争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要规范各类金融活动。同时要打开持牌金融机构过度管制的现实。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
16:52
2015-08-30
张承惠：建议加快推进非营利性金融担保建设
制度层面创新，制度层面创新首先一件事情，我认为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信用担保机制的创新，现在融资担保条例正在征求意见，而对融资担保的这个行业，从去年开始就在中央政府层面多次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要加快推进非营利性金融担保建设，本世纪初，由有关部门主导设立的盈利性的、商业性的融资担保机制是走了大大的弯路，实践证明，盈利性的信用担保机制是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的。这已经有很多的案例了，有很多的事实。我去年专门写过两篇报告，国务院领导都批了。我们调研中发现，有些省市，政府尝试把各种各样的财政资金整合起来，把它变成信用担保基金，然后用这种方式为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由于国务院近期的推动，我相信很快会向全国层面推广。监管制度的创新，我认为是非常核心的因素。最近的调研中发现，银行急着抽贷，企业资金链越紧张越抽贷，已经有不少案例告诉我们，很多企业被银行抽贷逼死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细则指引有关系。对商业银行的部门来说做到这条就不追责，但是做到尽职指引的时候，就必然向企业逼债，提前抽贷的问题。资金链断裂对借新还旧控制过严有关系，借新还旧，从2007年以后，由于监管部门发布了贷款分类风险指引，这以后，商业银行基本上是不再做借新还旧了。一到期企业就必须还贷。
最近的调研，说银行不守诚信，已经听到若干次了，若干企业家反映，银行行长或者信贷部门的负责人，亲口答应这个贷款收来3、5天，然后贷下去。结果没有做到。这和监管机构和总行管理机构有关系。现在贷款短期化很明显，曾经一个城市对一百个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它的中长期贷款只有6%左右，90%多都是短期的资金。我也问银行，你们为什么不发放中长期流动性资金贷款？实际上流动资金贷款是要永远占用的，因为只要企业在经营就要占用，为什么一定要一年还，第二年再重新这么一个循环呢？银行说我们有中长期贷款，但是成本很高，企业不接受。我想恐怕不是这个原因，我认为是银行对中长期流动资金控制过严。原则上是不发放中长期的贷款，两年以上很少发放，所以造成什么呢？造成企业倒贷款，没有过桥，银行不做过桥贷款，所以我们发现社会上已经衍生出一个掮客的阶层，专门负责3天、5天、一星期的贷款，很高的利率，为了做过桥。那么这些我认为是需要从根上、监管制度的调整来改变的。
制度层面创新，制度层面创新首先一件事情，我认为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信用担保机制的创新，现在融资担保条例正在征求意见，而对融资担保的这个行业，从去年开始就在中央政府层面多次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要加快推进非营利性金融担保建设，本世纪初，由有关部门主导设立的盈利性的、商业性的融资担保机制是走了大大的弯路，实践证明，盈利性的信用担保机制是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的。这已经有很多的案例了，有很多的事实。我去年专门写过两篇报告，国务院领导都批了。我们调研中发现，有些省市，政府尝试把各种各样的财政资金整合起来，把它变成信用担保基金，然后用这种方式为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由于国务院近期的推动，我相信很快会向全国层面推广。监管制度的创新，我认为是非常核心的因素。最近的调研中发现，银行急着抽贷，企业资金链越紧张越抽贷，已经有不少案例告诉我们，很多企业被银行抽贷逼死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细则指引有关系。对商业银行的部门来说做到这条就不追责，但是做到尽职指引的时候，就必然向企业逼债，提前抽贷的问题。资金链断裂对借新还旧控制过严有关系，借新还旧，从2007年以后，由于监管部门发布了贷款分类风险指引，这以后，商业银行基本上是不再做借新还旧了。一到期企业就必须还贷。
最近的调研，说银行不守诚信，已经听到若干次了，若干企业家反映，银行行长或者信贷部门的负责人，亲口答应这个贷款收来3、5天，然后贷下去。结果没有做到。这和监管机构和总行管理机构有关系。现在贷款短期化很明显，曾经一个城市对一百个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它的中长期贷款只有6%左右，90%多都是短期的资金。我也问银行，你们为什么不发放中长期流动性资金贷款？实际上流动资金贷款是要永远占用的，因为只要企业在经营就要占用，为什么一定要一年还，第二年再重新这么一个循环呢？银行说我们有中长期贷款，但是成本很高，企业不接受。我想恐怕不是这个原因，我认为是银行对中长期流动资金控制过严。原则上是不发放中长期的贷款，两年以上很少发放，所以造成什么呢？造成企业倒贷款，没有过桥，银行不做过桥贷款，所以我们发现社会上已经衍生出一个掮客的阶层，专门负责3天、5天、一星期的贷款，很高的利率，为了做过桥。那么这些我认为是需要从根上、监管制度的调整来改变的。
16:48
2015-08-30
张承惠：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可在三个层面互动
我重点来谈谈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之间怎么互动，特别是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创新，我觉得可以在三个层面创新，首先是在技术层面需要创新，技术层面上的创新，其实现在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摸索的创新，一个是盘活存量，一个是用好增量。但是目前为止，盘活存量还不够活，我看过工行行长在公布上半年半年报的时候，有一个答记者问的对话，工行能够腾挪出来贷款两万亿，新增一万亿，总共3万亿。我们正在推资产证券化，但是推进速度并不尽如人意。我发现实践中，应收帐款的流转这块其实很多地方都尝试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应收帐款流转。比如成立政府出资的、全资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还有就是借道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通过某个实体来设立应收帐款平台。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在金融交易所挂牌也可以。我觉得这些在各地试点、试验的基础上，及时总结，加以推广。用好增量方面有很多创新，在实践中已经在做了。比如信贷技术和风控技术的创新，现在最难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大企业，最近我听到反映，有些大企业融资开始难。大企业融资相对来说不难，但是中小企业难在信贷技术和风控技术。信息不对称和对金融机构来说单位成本很高。通过技术创新和风控技术创新，特别是专业化经营，我相信这块其实有很多成功经验，关键是看银行、金融机构肯不肯做。国际国内在这块都有很多成功经验，还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应该说最近比较多的出来的就是互联网银行。
产品创新，我觉得要在两个层面上做，一个是丰富金融市场的层次，比如说资本市场，现在一直提要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里面，实际上我们比较偏重的应该说是发展场内的，原来的新三板都认为是场外市场，现在又划为场内市场，现在偏重场内市场。现在各地成立的股权交易所、股权交易中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券商的这种柜台交易市场，实际上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或者轻视，在政策上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这块我觉得未来要有创新和突破。产品创新的第二个大的领域就是积极发展衍生品，它自身是容易导致投机，因为杠杆率高，容易导致投机，带来风险因素。但是衍生品的本意是管理风险，我们现在只有现货，很少有期货和期权，和各种各样的衍生品市场。使得我们的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是非常单调的。而且基本上市场方向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走，涨就涨，跌就跌，没有工具。我觉得衍生品市场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当然也有担忧，我们的监管层会有些担忧，会担心衍生品给金融市场带来大的振荡。对这个问题要客观的看。
我重点来谈谈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之间怎么互动，特别是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创新，我觉得可以在三个层面创新，首先是在技术层面需要创新，技术层面上的创新，其实现在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摸索的创新，一个是盘活存量，一个是用好增量。但是目前为止，盘活存量还不够活，我看过工行行长在公布上半年半年报的时候，有一个答记者问的对话，工行能够腾挪出来贷款两万亿，新增一万亿，总共3万亿。我们正在推资产证券化，但是推进速度并不尽如人意。我发现实践中，应收帐款的流转这块其实很多地方都尝试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应收帐款流转。比如成立政府出资的、全资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还有就是借道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通过某个实体来设立应收帐款平台。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在金融交易所挂牌也可以。我觉得这些在各地试点、试验的基础上，及时总结，加以推广。用好增量方面有很多创新，在实践中已经在做了。比如信贷技术和风控技术的创新，现在最难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大企业，最近我听到反映，有些大企业融资开始难。大企业融资相对来说不难，但是中小企业难在信贷技术和风控技术。信息不对称和对金融机构来说单位成本很高。通过技术创新和风控技术创新，特别是专业化经营，我相信这块其实有很多成功经验，关键是看银行、金融机构肯不肯做。国际国内在这块都有很多成功经验，还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应该说最近比较多的出来的就是互联网银行。
产品创新，我觉得要在两个层面上做，一个是丰富金融市场的层次，比如说资本市场，现在一直提要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里面，实际上我们比较偏重的应该说是发展场内的，原来的新三板都认为是场外市场，现在又划为场内市场，现在偏重场内市场。现在各地成立的股权交易所、股权交易中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券商的这种柜台交易市场，实际上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或者轻视，在政策上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这块我觉得未来要有创新和突破。产品创新的第二个大的领域就是积极发展衍生品，它自身是容易导致投机，因为杠杆率高，容易导致投机，带来风险因素。但是衍生品的本意是管理风险，我们现在只有现货，很少有期货和期权，和各种各样的衍生品市场。使得我们的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是非常单调的。而且基本上市场方向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走，涨就涨，跌就跌，没有工具。我觉得衍生品市场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当然也有担忧，我们的监管层会有些担忧，会担心衍生品给金融市场带来大的振荡。对这个问题要客观的看。
16:42
2015-08-30
张承惠：担保链断裂将伤害优秀企业
最近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始于2011年底，2012年在温州爆发，从2013年底到2014年，在长江经济带开始爆发的就是担保链的断裂，担保链的断裂使得有些本来生产经营状况比较正常的，而且它也有定单，也有相当的活力，这些企业被担保链拖死掉，这样的企业数量正在增长。由于担保链的断裂伤及无辜，为什么说无辜？可能有些人说不是提供了担保吗？提供了信用保证，就应该承担风险。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2008年4万亿的时候，投资很猛，项目上的很猛的时候，那时候银行求企业。银行为了多投放贷款，联合地方政府游说企业担保。当时他们不知道担保风险这么大。二是对于担保企业来说，由于现在商业银行是一种零风险的处置办法，我们调研中经常听到，比如一笔5000万的贷款，5个企业担保。触险以后，银行不是找5家担保企业，而是找最好的一家承担全部贷款风险。而且往往是不能还贷的企业，被担保企业出风险之后，还没有进入清偿手段，也没有进入法律程序，就首先找最好的企业，使担保链中最好的企业受到牵连。5个企业担保，怎么着也只承担一千万的担保责任，不应该承担五千万的担保责任。现在恰恰是最好的企业承担全部的风险，这是担保链伤及无辜。
最近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始于2011年底，2012年在温州爆发，从2013年底到2014年，在长江经济带开始爆发的就是担保链的断裂，担保链的断裂使得有些本来生产经营状况比较正常的，而且它也有定单，也有相当的活力，这些企业被担保链拖死掉，这样的企业数量正在增长。由于担保链的断裂伤及无辜，为什么说无辜？可能有些人说不是提供了担保吗？提供了信用保证，就应该承担风险。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2008年4万亿的时候，投资很猛，项目上的很猛的时候，那时候银行求企业。银行为了多投放贷款，联合地方政府游说企业担保。当时他们不知道担保风险这么大。二是对于担保企业来说，由于现在商业银行是一种零风险的处置办法，我们调研中经常听到，比如一笔5000万的贷款，5个企业担保。触险以后，银行不是找5家担保企业，而是找最好的一家承担全部贷款风险。而且往往是不能还贷的企业，被担保企业出风险之后，还没有进入清偿手段，也没有进入法律程序，就首先找最好的企业，使担保链中最好的企业受到牵连。5个企业担保，怎么着也只承担一千万的担保责任，不应该承担五千万的担保责任。现在恰恰是最好的企业承担全部的风险，这是担保链伤及无辜。
16:40
2015-08-30
张承惠：金融创新接轨实体经济发展
当前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我们最近频繁到地方调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资源错配，资源错配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由于我们特殊的金融结构、金融体制，很多原因造成的，这种错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在实体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发现由于资金错配带来大量的资金沉淀，沉淀在一些效率很低的部门，或者说在一些僵尸型企业中，使这些资金不能发挥效率。而最有效率的市场主体，比如我们的创新型企业，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年轻人的创新创业活动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这是由于我们的金融体制的一些固有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那么第二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风险暴露，银行在明显期待。大家都知道不良率持续上升，现在表面上我们的不良率似乎还好，但我们有相当部分的不良率是被拖延或者被掩盖，风险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尽管1.29%的不良率，在全球来说是很优质的银行，但是潜在风险很大，所以银行现在普遍宁可不犯错，也不能去冒风险放贷。
当前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我们最近频繁到地方调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资源错配，资源错配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由于我们特殊的金融结构、金融体制，很多原因造成的，这种错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在实体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发现由于资金错配带来大量的资金沉淀，沉淀在一些效率很低的部门，或者说在一些僵尸型企业中，使这些资金不能发挥效率。而最有效率的市场主体，比如我们的创新型企业，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年轻人的创新创业活动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这是由于我们的金融体制的一些固有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那么第二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风险暴露，银行在明显期待。大家都知道不良率持续上升，现在表面上我们的不良率似乎还好，但我们有相当部分的不良率是被拖延或者被掩盖，风险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尽管1.29%的不良率，在全球来说是很优质的银行，但是潜在风险很大，所以银行现在普遍宁可不犯错，也不能去冒风险放贷。
16:35
2015-08-30
李扬：不能指望用“吹泡泡”的方式“去杠杆”
李扬：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非常高兴来到“创新之都”讨论金融未来发展问题。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关乎我们金融发展的大背景问题，也就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2007年开始的这一轮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债务危机。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无论是它的企业、居民还是政府，以至于它的整个主权债务率的上升以及杠杆率的上升，都构成了危机的必要条件。因此，所谓救助危机也就是要去杠杆化。
我们看到从2008年开始，去杠杆化的过程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但是由于去杠杆、降债务，实际上是“挖肉”的事，进展并不十分理想。那么，今天谈这个问题，并不主要谈发达国家的事，我们想谈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事。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大量的研究显示，如果说2008年之前，全球债务率的提高和杠杆率的提高归因于发达经济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之后全球债务率的提高、杠杆的提高，则归因于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中最大的一个国家，面对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发展前景，我们就应当有足够的警惕。这也就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说到债务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框架，不能只研究债务，因为人们绝不是凭空借债。借债一定会有它的投资的目的，也就是说债务或多或少都会形成资产，所以，研究债务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应当是在资产负债表的架构下来展开。
基于这一认识，我率领的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小组，几年前开始了对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迄今为止，这项研究已经做了连续12年——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其中主权、政府、企业、居民、对外金融机构这样分部门的资产负债的情况。同时我们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又做了若干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
不久前，我们已经公布了2015年的最新研究成果，今天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2015年研究成果中的主要结论和发现。
7月份，我所在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的报告，我们针对中国债务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回答。2007年到2013年，中国的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了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7.2个百分点，在世界上（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比较快的。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这三年上升较为明显，分别上升2个点、3.2个点和1.5个百分点，这说明国家负债率的上升与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内经济下滑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并不太乐观的结论。
2008年到2014年，我国居民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从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个百分点。金融部门从27.6%下降到18.4%，下降了9.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从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个百分点。到2014年末，中国经济的整体，我们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含金融，一个不含金融，含金融的债务总额是150.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70%上升到235.7%，我看到媒体现在也引用我们的数字——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比较快。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规模为183.3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60.3个百分点。这是基本的情况，这样的数字告诉我们，杠杆率因经济增速下滑而上升了。
很多研究机构，特别是境外研究机构，他们的陈述到此为止。正如我一开始说的，借债总有原因，其中相当部分一定会形成资产，因此，债务是否可控，债务是不是形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一定要结合资产来做分析。
从我们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显示两个口径：宽口径计算，2014年主权资产总额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值103.3万亿元，这是不小的数字，超过一年的GDP。而窄口径，为什么要有窄口径？因为宽口径是把所有资产拿来估一下，按照估值的办法。窄口径是说有很多资产确实有价值，但是流动性不好。比如土地，如果市场很好，可以卖出钱；而市场不好，比如说现在是卖不出钱的，因此我们要扣除这部分，扣除的是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13.4万亿。2014年土地出让金资源资产65.4万亿，中国窄口径由227.3万亿减少到152.5万亿，由此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这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我们的外汇资产，二是我们的企业。中国的主权资产金额为正，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当是小概率事件。
国际上的研究者，有些人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有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目前的主权资产足可以应付1.5次大危机，持这种看法的人对中国的前景表示非常乐观。我们是持这种看法的人。
但是有些问题，包括养老金缺口以及银行显性和隐性不良资产在内的或有负债风险值得关注。大家都知道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增加，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并导致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那么主权净资产的动态有可能逆转。我觉得我们应当非常冷静而且严肃地指出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对整个国家做总体分析之后，我们看各个部门的情况如何呢？先看中国居民的杠杆率。中国居民本来是不借钱的，但是有按揭，要买房、要买汽车。最近半年多来，又借钱炒股，所以中国居民的负债率在提高，从而导致杠杆率提高。
至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2008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非常稳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什么导致它变化了呢？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飞速上升，以至于形成现在金融的潜在问题。稳增长很重要，采取什么措施、什么力度、什么样的节奏，是更加至关重要。
2008年之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稳定在100%之内，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杠杆非常明显，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54%上升到2014年的60%，上升了5个点，非金融负债从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3年的317%，上升了122个百分点。刺激，说是财政刺激，其实主要是金融刺激，主要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到企业手里就是负债，所以负债率上升非常快。
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增加了51%。地方融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也就是看成一个企业，这部分扣掉，杠杆率提高到123.1%，上升了25个百分点，依然是比较大的问题。
经过国际比较，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是较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这还是一个老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包括金融部门的问题集中在企业上，企业出问题，金融就出问题，金融部门出问题，财政就出问题，财政出问题，整个经济就会出问题。所以，解决好中国企业的问题，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问题。
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应该说是很快的。中央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是持平的，只有地方政府的杠杆率略有上升，但是政府作为一个总体，杠杆率在安全水平之内。讨论完基本事实之后，下面讨论如何去杠杆，如何管理去杠杆过程中的风险。
总体来说，去杠杆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所谓杠杆、债务率，无非是一个分子对应一个分母，分子都有一个构成，分母也有一个构成，我们要从分子角度、分母角度分别研究对策。“分子对策”主要有三：
一是还钱，特别是卖资产去还钱，这是正道。我们非常愿意向大家指出的是，中国各级政府有足够的资产去弥补它的负债，即便是地方政府。大家都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一个最宽的口径是三十万亿，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一百零几万亿，地方政府如果想很彻底整理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问题在于，如果说是用卖资产的方式还负债，对整个经济产生的是一个紧缩性作用，它会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必须小心。
二是债务减计做帐，像西方发达国家，2008年危机的时候减计，本质上是赖帐，因此可行性有没有，我们是有怀疑的。即便可行，资产价值损失以及对其他市场的溢出作用会打压市场信心，不算帐，那不行。
三是政府或央行承接债。我们现在处理债务的办法就是在转移债务，地方债务替换、银行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务等等都属于承接债务。这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果政府承担，政府就要用今后的税收弥补；如果银行承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拉长、会扩大，最终它还必须收缩回来。所以现在拉长解决了问题，今后收税又会给经济带来紧缩性的影响，也就是把问题向后拖了点而已，没有根本解决。
“分母对策”就是把分母做大，通过结构性改革、通过稳增长，把GDP保持在相当稳定的而且不算低的水平上，才会逐渐稀释掉那些分子，这是治本之道。危机之后，所有国家都走上了结构改革之路。像近期的希腊债务危机，在经历了大范围的迂回之后，最终也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换救助之路。
解决债务问题，我们要对一种做法提出一个看法，就是所谓的“杠杆转移”。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市场上，还有学术界，流传着用杠杆转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比如把股市搞上去，然后就可以解决企业杠杆率太高的问题，然后把这样一部分杠杆转移到居民手里。现在我们说，2015年6月到7月发生的股市剧烈波动，可以说为此种思路给出负面评价，不能指望这样，不能指望吹泡泡的方式去杠杆。
在宏观的风险之外，下面指出三个中国资产负债表中三个结构风险：
第一个是期限错配的风险，主要反应在地方政府负债表中。地方政府有很多资产，但是资产是长期的，地方政府有很多负债，而且负债都很短，于是，很长期的资产和短期的负债之间的匹配上就有了期限的错配问题。因此，必须要想方设法弥合这个期限的鸿沟。我这里想指出，下一步大家要看到中国金融改革的话，这三条路是大家一定能看到的。
第二个是资本结构错配，主要体现在非金融资产负债表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依赖银行体系提供资金，既加重了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又提高全社会的杠杆率。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融资比重，这是治本之道。同时要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重新审视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活动的规定，投资商业银行是不是可以让它有一些资金形成贷款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考虑。
第三个结构性风险是货币错配，这个货币错配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外资产负债表中，集中表现是我国对外资产的投资收益长期维护。大家知道，投资收益长期维护是在中国的对外投资的地位是长期正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对外的资产负债扣掉之后，我们是净资产，但是净资产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是负的，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货币错配问题。因此，这就需要“动手术”，就是结构调整。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增加人民币在对外负债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我国的对外负债成本，这是很根本的任务，要降低对外负债的成本。
此外，要在实施藏汇于民的战略中，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持有投资对象国货币定值的投益类资产，分享其经济增长的收益。美国的负债都是美元负债，它的资产大部分都是投资对象国的资产，比如说它从中国借钱，中国外汇储备大批美元资产，它投资中国的股权资产，分享中国投资收益，这种战略安排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中国在走向“大国大时代”时必须有这样的战略安排。
谢谢各位！
李扬：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非常高兴来到“创新之都”讨论金融未来发展问题。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关乎我们金融发展的大背景问题，也就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2007年开始的这一轮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债务危机。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无论是它的企业、居民还是政府，以至于它的整个主权债务率的上升以及杠杆率的上升，都构成了危机的必要条件。因此，所谓救助危机也就是要去杠杆化。
我们看到从2008年开始，去杠杆化的过程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但是由于去杠杆、降债务，实际上是“挖肉”的事，进展并不十分理想。那么，今天谈这个问题，并不主要谈发达国家的事，我们想谈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事。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大量的研究显示，如果说2008年之前，全球债务率的提高和杠杆率的提高归因于发达经济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之后全球债务率的提高、杠杆的提高，则归因于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中最大的一个国家，面对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发展前景，我们就应当有足够的警惕。这也就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说到债务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框架，不能只研究债务，因为人们绝不是凭空借债。借债一定会有它的投资的目的，也就是说债务或多或少都会形成资产，所以，研究债务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应当是在资产负债表的架构下来展开。
基于这一认识，我率领的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小组，几年前开始了对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迄今为止，这项研究已经做了连续12年——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其中主权、政府、企业、居民、对外金融机构这样分部门的资产负债的情况。同时我们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又做了若干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
不久前，我们已经公布了2015年的最新研究成果，今天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2015年研究成果中的主要结论和发现。
7月份，我所在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的报告，我们针对中国债务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回答。2007年到2013年，中国的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了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7.2个百分点，在世界上（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比较快的。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这三年上升较为明显，分别上升2个点、3.2个点和1.5个百分点，这说明国家负债率的上升与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内经济下滑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并不太乐观的结论。
2008年到2014年，我国居民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从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个百分点。金融部门从27.6%下降到18.4%，下降了9.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从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个百分点。到2014年末，中国经济的整体，我们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含金融，一个不含金融，含金融的债务总额是150.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70%上升到235.7%，我看到媒体现在也引用我们的数字——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比较快。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规模为183.3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60.3个百分点。这是基本的情况，这样的数字告诉我们，杠杆率因经济增速下滑而上升了。
很多研究机构，特别是境外研究机构，他们的陈述到此为止。正如我一开始说的，借债总有原因，其中相当部分一定会形成资产，因此，债务是否可控，债务是不是形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一定要结合资产来做分析。
从我们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显示两个口径：宽口径计算，2014年主权资产总额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值103.3万亿元，这是不小的数字，超过一年的GDP。而窄口径，为什么要有窄口径？因为宽口径是把所有资产拿来估一下，按照估值的办法。窄口径是说有很多资产确实有价值，但是流动性不好。比如土地，如果市场很好，可以卖出钱；而市场不好，比如说现在是卖不出钱的，因此我们要扣除这部分，扣除的是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13.4万亿。2014年土地出让金资源资产65.4万亿，中国窄口径由227.3万亿减少到152.5万亿，由此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这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我们的外汇资产，二是我们的企业。中国的主权资产金额为正，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当是小概率事件。
国际上的研究者，有些人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有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目前的主权资产足可以应付1.5次大危机，持这种看法的人对中国的前景表示非常乐观。我们是持这种看法的人。
但是有些问题，包括养老金缺口以及银行显性和隐性不良资产在内的或有负债风险值得关注。大家都知道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增加，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并导致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那么主权净资产的动态有可能逆转。我觉得我们应当非常冷静而且严肃地指出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对整个国家做总体分析之后，我们看各个部门的情况如何呢？先看中国居民的杠杆率。中国居民本来是不借钱的，但是有按揭，要买房、要买汽车。最近半年多来，又借钱炒股，所以中国居民的负债率在提高，从而导致杠杆率提高。
至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2008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非常稳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什么导致它变化了呢？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飞速上升，以至于形成现在金融的潜在问题。稳增长很重要，采取什么措施、什么力度、什么样的节奏，是更加至关重要。
2008年之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稳定在100%之内，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杠杆非常明显，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54%上升到2014年的60%，上升了5个点，非金融负债从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3年的317%，上升了122个百分点。刺激，说是财政刺激，其实主要是金融刺激，主要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到企业手里就是负债，所以负债率上升非常快。
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增加了51%。地方融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也就是看成一个企业，这部分扣掉，杠杆率提高到123.1%，上升了25个百分点，依然是比较大的问题。
经过国际比较，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是较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这还是一个老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包括金融部门的问题集中在企业上，企业出问题，金融就出问题，金融部门出问题，财政就出问题，财政出问题，整个经济就会出问题。所以，解决好中国企业的问题，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问题。
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应该说是很快的。中央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是持平的，只有地方政府的杠杆率略有上升，但是政府作为一个总体，杠杆率在安全水平之内。讨论完基本事实之后，下面讨论如何去杠杆，如何管理去杠杆过程中的风险。
总体来说，去杠杆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所谓杠杆、债务率，无非是一个分子对应一个分母，分子都有一个构成，分母也有一个构成，我们要从分子角度、分母角度分别研究对策。“分子对策”主要有三：
一是还钱，特别是卖资产去还钱，这是正道。我们非常愿意向大家指出的是，中国各级政府有足够的资产去弥补它的负债，即便是地方政府。大家都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一个最宽的口径是三十万亿，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一百零几万亿，地方政府如果想很彻底整理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问题在于，如果说是用卖资产的方式还负债，对整个经济产生的是一个紧缩性作用，它会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必须小心。
二是债务减计做帐，像西方发达国家，2008年危机的时候减计，本质上是赖帐，因此可行性有没有，我们是有怀疑的。即便可行，资产价值损失以及对其他市场的溢出作用会打压市场信心，不算帐，那不行。
三是政府或央行承接债。我们现在处理债务的办法就是在转移债务，地方债务替换、银行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务等等都属于承接债务。这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果政府承担，政府就要用今后的税收弥补；如果银行承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拉长、会扩大，最终它还必须收缩回来。所以现在拉长解决了问题，今后收税又会给经济带来紧缩性的影响，也就是把问题向后拖了点而已，没有根本解决。
“分母对策”就是把分母做大，通过结构性改革、通过稳增长，把GDP保持在相当稳定的而且不算低的水平上，才会逐渐稀释掉那些分子，这是治本之道。危机之后，所有国家都走上了结构改革之路。像近期的希腊债务危机，在经历了大范围的迂回之后，最终也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换救助之路。
解决债务问题，我们要对一种做法提出一个看法，就是所谓的“杠杆转移”。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市场上，还有学术界，流传着用杠杆转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比如把股市搞上去，然后就可以解决企业杠杆率太高的问题，然后把这样一部分杠杆转移到居民手里。现在我们说，2015年6月到7月发生的股市剧烈波动，可以说为此种思路给出负面评价，不能指望这样，不能指望吹泡泡的方式去杠杆。
在宏观的风险之外，下面指出三个中国资产负债表中三个结构风险：
第一个是期限错配的风险，主要反应在地方政府负债表中。地方政府有很多资产，但是资产是长期的，地方政府有很多负债，而且负债都很短，于是，很长期的资产和短期的负债之间的匹配上就有了期限的错配问题。因此，必须要想方设法弥合这个期限的鸿沟。我这里想指出，下一步大家要看到中国金融改革的话，这三条路是大家一定能看到的。
第二个是资本结构错配，主要体现在非金融资产负债表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依赖银行体系提供资金，既加重了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又提高全社会的杠杆率。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融资比重，这是治本之道。同时要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重新审视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活动的规定，投资商业银行是不是可以让它有一些资金形成贷款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考虑。
第三个结构性风险是货币错配，这个货币错配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外资产负债表中，集中表现是我国对外资产的投资收益长期维护。大家知道，投资收益长期维护是在中国的对外投资的地位是长期正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对外的资产负债扣掉之后，我们是净资产，但是净资产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是负的，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货币错配问题。因此，这就需要“动手术”，就是结构调整。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增加人民币在对外负债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我国的对外负债成本，这是很根本的任务，要降低对外负债的成本。
此外，要在实施藏汇于民的战略中，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持有投资对象国货币定值的投益类资产，分享其经济增长的收益。美国的负债都是美元负债，它的资产大部分都是投资对象国的资产，比如说它从中国借钱，中国外汇储备大批美元资产，它投资中国的股权资产，分享中国投资收益，这种战略安排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中国在走向“大国大时代”时必须有这样的战略安排。
谢谢各位！
16:21
2015-08-30
赵继臣：物联网经营核心是风险管理
生产体系的形成，我们面临更新的商业生态，那就是消费者直接与生产者建立，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中间成本，提高效率，可能我们现在这些百货、传统的商业形态，包括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乃至马云的天猫、淘宝不改变，可能都会被物联网的这种新商业生态取代。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一定是物联网生态下的一个环节，无论是投资还是融资还是支付结算，还是保险，和传统的金融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整个银行、保险、租赁、投资在物联网技术下和现代传统的一些做法，都是变革、革命性的变化，在银行服务客户中，它会根据客户的定单来确立对客户的一个信用支持。比如说，一个汽车制造厂商，就像我们看到的美国的特斯拉的销售一样，没有任何4S店，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消费者直接和工厂见面。在流通过程中的现金进行财富管理，就是银行的所有服务都是在物联网上，在这个生态中的环节，不像现在这种传统的这些，是超脱了生态存在的金融，那么整个的保险也是一些智慧保险。人的健康也一样，我们可以依托可穿戴式的、健康的，物联网的某些工具，进行个人的健康管理，使你的亚健康变成健康，使不健康变为健康。租赁也是如此，根据设备的运行状况来进行管理，降低租赁的成本。
物联网在投资领域，就是我们整个投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投资方式，整个物联网状态下的经营，它的核心还是风险管理。过去我们互联网或者传统时代风险管理是靠专家的参加，而物联网状态下，很多交易都是实时的，一定要马上告诉我们这个交易能不能获得你的金融服务，你一申请就说YES或者NO，这样我们风险决策就发生变化，我们对客户的信用的评估发生变化。过去，我们传统时代的评估靠专家，互联网和物联网一定是靠模型，要靠大数据的支持才能实现我们的风险盘子。因此，未来的金融服务一定是有一些风险的算法、体系和结算体系来支撑下来，才能发展的。我们比较下来，物联网和互联网时代的这一种金融它的生态的一些不同，在互联网时代，它只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一个主观行为，到物联网时代是一个客观行为，因为每个物的动态，它的数据通过收集、传输、储存、分析、整理来应用，这样就使整个信用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整个信用社会由主观信用社会变成了一个客观信用社会。那么在这个变化下的一个金融服务，应该是要转型为更先进，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定要用先进的大数据、新的算法体系来支撑的一个高速、快捷、精准的这种金融服务。
整个物联网金融在应用中，我简单的说一下平安，今天是大国大时代，走进深圳样本。我们全社会近70万亿的动产，如果把它1/3用物联网技术完成，就有20、30万亿，可以用20、30万亿进行融资，平安银行在这个领域已经在全国部署，与所有的港口、仓储进行合作，建立了物联网监控体系下的这样一种动产的监管，就是把动产，用物联网来监控，树立不动产的属性。平安银行在动产领域就是大典当行，这些物押给我们，用物联网技术监控，然后我融资，把它变为标准化仓单销售平台。这是应用在银行中。应用在保险中，大家看到半年报、平安保险的财产险的成本93%，93%可能在全球都是低的，全球很多都是100%多、97%，为什么平安银行是93%？因为我们运用了很多感知的技术来控制这个风险，使我们的风险概率大大的降低，降低了赔付的成本。当然，我们在租赁的领域也探讨，包括我们的医疗保险都探讨用物联网来武装我们的业务，能够普及的时代，成为物联网金融的领先者。
以上是我对物联网的看法和想法。感谢大家。谢谢！
生产体系的形成，我们面临更新的商业生态，那就是消费者直接与生产者建立，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中间成本，提高效率，可能我们现在这些百货、传统的商业形态，包括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乃至马云的天猫、淘宝不改变，可能都会被物联网的这种新商业生态取代。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一定是物联网生态下的一个环节，无论是投资还是融资还是支付结算，还是保险，和传统的金融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整个银行、保险、租赁、投资在物联网技术下和现代传统的一些做法，都是变革、革命性的变化，在银行服务客户中，它会根据客户的定单来确立对客户的一个信用支持。比如说，一个汽车制造厂商，就像我们看到的美国的特斯拉的销售一样，没有任何4S店，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消费者直接和工厂见面。在流通过程中的现金进行财富管理，就是银行的所有服务都是在物联网上，在这个生态中的环节，不像现在这种传统的这些，是超脱了生态存在的金融，那么整个的保险也是一些智慧保险。人的健康也一样，我们可以依托可穿戴式的、健康的，物联网的某些工具，进行个人的健康管理，使你的亚健康变成健康，使不健康变为健康。租赁也是如此，根据设备的运行状况来进行管理，降低租赁的成本。
物联网在投资领域，就是我们整个投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投资方式，整个物联网状态下的经营，它的核心还是风险管理。过去我们互联网或者传统时代风险管理是靠专家的参加，而物联网状态下，很多交易都是实时的，一定要马上告诉我们这个交易能不能获得你的金融服务，你一申请就说YES或者NO，这样我们风险决策就发生变化，我们对客户的信用的评估发生变化。过去，我们传统时代的评估靠专家，互联网和物联网一定是靠模型，要靠大数据的支持才能实现我们的风险盘子。因此，未来的金融服务一定是有一些风险的算法、体系和结算体系来支撑下来，才能发展的。我们比较下来，物联网和互联网时代的这一种金融它的生态的一些不同，在互联网时代，它只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一个主观行为，到物联网时代是一个客观行为，因为每个物的动态，它的数据通过收集、传输、储存、分析、整理来应用，这样就使整个信用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整个信用社会由主观信用社会变成了一个客观信用社会。那么在这个变化下的一个金融服务，应该是要转型为更先进，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定要用先进的大数据、新的算法体系来支撑的一个高速、快捷、精准的这种金融服务。
整个物联网金融在应用中，我简单的说一下平安，今天是大国大时代，走进深圳样本。我们全社会近70万亿的动产，如果把它1/3用物联网技术完成，就有20、30万亿，可以用20、30万亿进行融资，平安银行在这个领域已经在全国部署，与所有的港口、仓储进行合作，建立了物联网监控体系下的这样一种动产的监管，就是把动产，用物联网来监控，树立不动产的属性。平安银行在动产领域就是大典当行，这些物押给我们，用物联网技术监控，然后我融资，把它变为标准化仓单销售平台。这是应用在银行中。应用在保险中，大家看到半年报、平安保险的财产险的成本93%，93%可能在全球都是低的，全球很多都是100%多、97%，为什么平安银行是93%？因为我们运用了很多感知的技术来控制这个风险，使我们的风险概率大大的降低，降低了赔付的成本。当然，我们在租赁的领域也探讨，包括我们的医疗保险都探讨用物联网来武装我们的业务，能够普及的时代，成为物联网金融的领先者。
以上是我对物联网的看法和想法。感谢大家。谢谢！
16:07
2015-08-30
赵继臣：物联网平台将大大提升传统产业
我们刚刚经历了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在互联网+的路上，实际上在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逐步、逐步地走向了物联网成立的时代，但大家知道互联网是一种解决信息不对称，它与产业的融合是一种线性的融合，它不能改变产业的状况，只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和分析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物联网它是通过智能化的技术，改变产业和社会生态的实体，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是一种几何级的改变，它是一种质的变革，而不是仅仅量的增长。物联网会推动整个人类社会更快的进步，会推动这个社会各产业的大变革，那么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只要通过进行物联网体系的改造，都会改变原有的发展和生长的状态。农业，我们运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对种植业、养殖业等等领域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推进传统农业向智能农业、智慧农业转变，使农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工业制造会使整个工业由大规模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那种规模生产变为柔性的个性化生产，实现特别的价值。物联网应用到服务业，会改变我们服务业的很多领域的状态。比如说应用到旅游行业，它会给整个旅游景点开发、旅游管理成本的降低、旅游收入的增长带来巨大的变化。物联网应用到城市中，会给城市真正带来变化，使传统城市管理变为智慧管理。物联网应用到水资源的应用上，可以节省我们水的这种消耗，降低对城市的污染，应用到电力的管理上，会极大的节约电的消耗，应用到我们城市的停车及其他公共设施的管理上，就会极大的提高我们城市运营的效率，降低城市运营成本。
在201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副市长谈到自己的城市，这个城市运用物联网改造它的公共设施以后，一年给城市节约水的成本5800万美金，节约电的成本3700万美金，运用了智能停车的技术，使停车收入增加了1/3，物联网对产业、对人类社会发展有这么大的影响，关键要有一个能够使物物相联，这么一个共性平台。从单机到局域网，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台计算机或者手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英特网的系统平台。物联网和互联网它的根本的差异就是互联网是人和计算机的一个互动，而物联网是人、机、物的互动，物物相连，如果没有共同的平台，这就是很难实现的。并且单一的局部实现相加以后，社会成本会非常高，好在各个国家都加强对物联网平台操作系统的研究，现在是一个混沌混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应该说走在再次产业革命的前列，我们国家在全球经过4次的争斗，成为了国际物联网标准化的制订国。现在主要是把各行各业的物物相连的共性提炼出来，建立一个共性平台，然后各个行业根据它的个性化建立应用平台，然后相结合，这样就会成为未来像英特网、万维网一样的，以中国为代表研发全球共享的一个物联网的共性平台，这个平台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投到应用中去。
整个平台建设以后，会大大的提升物联网改造传统产业，物联网应用到我们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速度。整个科技进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从一次工业革命到四次工业革命，我们用了70年、50年、30年、几年，我们看现在整个技术进步，在摩尔定律理论分析下，物联网的发展已经临近了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到来以后，物联网的发展会出现质的变化，那么物联网它的应用会推动现代商业应用，使整个经济生态发生质的变化，人类社会从有了商品交换，就是有了剩余生产，拿出交换的时候，是物、物直接的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中介、产生了货币，由此有专门从事生产，有专门从事经销、销售，有专门从事设计的，有专门从事加工的，这个时代经历了数百年。互联网应用到我们社会中，人类社会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人类发展又回到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见面的时代，而去中介、去中间的任何环节，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把生产线用感知技术、用物联网的技术改造成智能的生产线，很多的工厂已经不需要人的管理，而是用机器、用系统、用智慧来进行智能的系统管理。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对工厂下定单，工厂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生产。我们可能看到某服装制造商，客户下订单，把成衣发给客户，仅用7天时间就可以完成，它现在是零库存。大家看到广东的尚品宅送，也是根据家庭情况，在网上虚拟的进行设置，实现了消费者到生产者的一步一步对接。
我们刚刚经历了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在互联网+的路上，实际上在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逐步、逐步地走向了物联网成立的时代，但大家知道互联网是一种解决信息不对称，它与产业的融合是一种线性的融合，它不能改变产业的状况，只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和分析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物联网它是通过智能化的技术，改变产业和社会生态的实体，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是一种几何级的改变，它是一种质的变革，而不是仅仅量的增长。物联网会推动整个人类社会更快的进步，会推动这个社会各产业的大变革，那么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只要通过进行物联网体系的改造，都会改变原有的发展和生长的状态。农业，我们运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对种植业、养殖业等等领域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推进传统农业向智能农业、智慧农业转变，使农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工业制造会使整个工业由大规模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那种规模生产变为柔性的个性化生产，实现特别的价值。物联网应用到服务业，会改变我们服务业的很多领域的状态。比如说应用到旅游行业，它会给整个旅游景点开发、旅游管理成本的降低、旅游收入的增长带来巨大的变化。物联网应用到城市中，会给城市真正带来变化，使传统城市管理变为智慧管理。物联网应用到水资源的应用上，可以节省我们水的这种消耗，降低对城市的污染，应用到电力的管理上，会极大的节约电的消耗，应用到我们城市的停车及其他公共设施的管理上，就会极大的提高我们城市运营的效率，降低城市运营成本。
在201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副市长谈到自己的城市，这个城市运用物联网改造它的公共设施以后，一年给城市节约水的成本5800万美金，节约电的成本3700万美金，运用了智能停车的技术，使停车收入增加了1/3，物联网对产业、对人类社会发展有这么大的影响，关键要有一个能够使物物相联，这么一个共性平台。从单机到局域网，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台计算机或者手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英特网的系统平台。物联网和互联网它的根本的差异就是互联网是人和计算机的一个互动，而物联网是人、机、物的互动，物物相连，如果没有共同的平台，这就是很难实现的。并且单一的局部实现相加以后，社会成本会非常高，好在各个国家都加强对物联网平台操作系统的研究，现在是一个混沌混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应该说走在再次产业革命的前列，我们国家在全球经过4次的争斗，成为了国际物联网标准化的制订国。现在主要是把各行各业的物物相连的共性提炼出来，建立一个共性平台，然后各个行业根据它的个性化建立应用平台，然后相结合，这样就会成为未来像英特网、万维网一样的，以中国为代表研发全球共享的一个物联网的共性平台，这个平台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投到应用中去。
整个平台建设以后，会大大的提升物联网改造传统产业，物联网应用到我们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速度。整个科技进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从一次工业革命到四次工业革命，我们用了70年、50年、30年、几年，我们看现在整个技术进步，在摩尔定律理论分析下，物联网的发展已经临近了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到来以后，物联网的发展会出现质的变化，那么物联网它的应用会推动现代商业应用，使整个经济生态发生质的变化，人类社会从有了商品交换，就是有了剩余生产，拿出交换的时候，是物、物直接的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中介、产生了货币，由此有专门从事生产，有专门从事经销、销售，有专门从事设计的，有专门从事加工的，这个时代经历了数百年。互联网应用到我们社会中，人类社会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人类发展又回到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见面的时代，而去中介、去中间的任何环节，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把生产线用感知技术、用物联网的技术改造成智能的生产线，很多的工厂已经不需要人的管理，而是用机器、用系统、用智慧来进行智能的系统管理。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对工厂下定单，工厂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生产。我们可能看到某服装制造商，客户下订单，把成衣发给客户，仅用7天时间就可以完成，它现在是零库存。大家看到广东的尚品宅送，也是根据家庭情况，在网上虚拟的进行设置，实现了消费者到生产者的一步一步对接。
15:58
2015-08-30
大国大时代8月坛在深圳举行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欢迎来到《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八月谈现场，我是经济之声节目主持人杨曦。
我们本场报告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深圳是来过一趟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包括这里的活力和创新的氛围，让人留恋。
8月末，北方已经秋风渐起。而在南国的这片热土，我们依然被阵阵热浪包围。在深圳，强劲的创新动力和活跃的创新氛围在不知不觉中为空气里增添了滚滚热潮。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以一往无前的“吃螃蟹”精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深圳，成为改革和创新的窗口。
就在几天前，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过完35岁生日。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35年来，深圳打造了无数个第一，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中国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内地首个保税工业区——沙头角保税区、中国内地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深圳市产权交易所，等等，创造了中国的多个第一。今天把论坛题目定义为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我们也非常想知道未来这样的金融创新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哪些魅力，在我们不断前行的道路上会有那些挑战和哪些机遇。今天我们在这里邀请学术大家、行业精英共同讨论，力求分享观点，寻找答案，为各位获得一些价值，寻找出未来发展的道路。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贵宾，他们是：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
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
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曹彤；
长城证券总裁何伟；
以及来自主办方的领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方军。
欢迎各位！
本场报告会我们同样面向公众开放报名。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几乎都是对深圳作为“金融创新之都”的发展前景很感兴趣的，通过经济之声的微博、微信报名来参会的，有的还是从深圳以外远道而来的。另外今天现场还有不少企业界人士，以及媒体朋友。我相信不管是在嘉宾演讲过程中，还是在后面的圆桌互动环节，大家一定会激荡出很多精彩观点，碰擦出很多思想火花！
本场报告会的精彩剪辑和后续节目，请收听经济之声，北京地区调频FM96.6，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相应的调频播出。您也可以登陆央广网，进入经济之声《大国大时代》专题页面，点击收听、收看。同时，《大国大时代》相关内容会在新浪财经、和讯财经上发布，完整视频将登陆爱奇艺财经。
下面，“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八月谈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首先来做主题演讲。李扬先生也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论文奖。2015获“中国软科学奖”。同年获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今天，他演讲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改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扬先生！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欢迎来到《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八月谈现场，我是经济之声节目主持人杨曦。
我们本场报告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深圳是来过一趟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包括这里的活力和创新的氛围，让人留恋。
8月末，北方已经秋风渐起。而在南国的这片热土，我们依然被阵阵热浪包围。在深圳，强劲的创新动力和活跃的创新氛围在不知不觉中为空气里增添了滚滚热潮。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以一往无前的“吃螃蟹”精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深圳，成为改革和创新的窗口。
就在几天前，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过完35岁生日。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35年来，深圳打造了无数个第一，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中国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内地首个保税工业区——沙头角保税区、中国内地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深圳市产权交易所，等等，创造了中国的多个第一。今天把论坛题目定义为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我们也非常想知道未来这样的金融创新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哪些魅力，在我们不断前行的道路上会有那些挑战和哪些机遇。今天我们在这里邀请学术大家、行业精英共同讨论，力求分享观点，寻找答案，为各位获得一些价值，寻找出未来发展的道路。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贵宾，他们是：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
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
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曹彤；
长城证券总裁何伟；
以及来自主办方的领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方军。
欢迎各位！
本场报告会我们同样面向公众开放报名。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几乎都是对深圳作为“金融创新之都”的发展前景很感兴趣的，通过经济之声的微博、微信报名来参会的，有的还是从深圳以外远道而来的。另外今天现场还有不少企业界人士，以及媒体朋友。我相信不管是在嘉宾演讲过程中，还是在后面的圆桌互动环节，大家一定会激荡出很多精彩观点，碰擦出很多思想火花！
本场报告会的精彩剪辑和后续节目，请收听经济之声，北京地区调频FM96.6，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相应的调频播出。您也可以登陆央广网，进入经济之声《大国大时代》专题页面，点击收听、收看。同时，《大国大时代》相关内容会在新浪财经、和讯财经上发布，完整视频将登陆爱奇艺财经。
下面，“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八月谈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首先来做主题演讲。李扬先生也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论文奖。2015获“中国软科学奖”。同年获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今天，他演讲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改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扬先生！
15:42
2015-08-30
“物联网+”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
平安银行总行副行长赵继臣先生：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高金给我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机会。对物联网技术下的思考，特别是与金融相结合的思考给各位做汇报。我主要讲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物联网，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时代。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程，工业文明的产生是由蒸汽机时代带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时代的来临，我们经历了90年的时间，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时代是现代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线投入运营，它经历了70年的时间。到信息时代，也就是工业3.0时代，也是工业第三次革命，这个时间经历了30年，今天可能会进入一个更新的时代，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人叫工业物联网时代，德国人取名叫工业4.0，我们国家提出是工业2025。这些时代的来临，主要是应用物联网信息系统来改造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经济生态，德国预测工业4.0这个时代给全球经济会带来10-15万亿的经济总值。思科的CEO说，到2025年，物联网会给我们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19万亿的GDP的总值。我们现在全球的GDP总量仅有70多万亿，如果这个领域能带来19万亿的生产总值，这是非常大的比例。
平安银行总行副行长赵继臣先生：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高金给我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机会。对物联网技术下的思考，特别是与金融相结合的思考给各位做汇报。我主要讲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物联网，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时代。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程，工业文明的产生是由蒸汽机时代带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时代的来临，我们经历了90年的时间，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时代是现代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线投入运营，它经历了70年的时间。到信息时代，也就是工业3.0时代，也是工业第三次革命，这个时间经历了30年，今天可能会进入一个更新的时代，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人叫工业物联网时代，德国人取名叫工业4.0，我们国家提出是工业2025。这些时代的来临，主要是应用物联网信息系统来改造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经济生态，德国预测工业4.0这个时代给全球经济会带来10-15万亿的经济总值。思科的CEO说，到2025年，物联网会给我们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19万亿的GDP的总值。我们现在全球的GDP总量仅有70多万亿，如果这个领域能带来19万亿的生产总值，这是非常大的比例。
14:51
2015-08-30
大国大时代8月谈：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
央广网深圳8月30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主办“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8月谈，今天下午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期报告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深圳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曹彤，长城证券总裁何伟，以及来自主办方的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方军等与会。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演讲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改革》。
央广网深圳8月30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主办“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8月谈，今天下午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期报告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金融创新的深圳样本。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深圳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曹彤，长城证券总裁何伟，以及来自主办方的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方军等与会。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演讲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