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
太大了,第二个的话拿出来我们投一点点,绝大多数还是他说了算。确实是两个问题,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按照市场的规则可以拿出来我们有兴趣。
主持人: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
问刘永好先生,您会参加类似于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级别大央企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吗?您会有兴趣吗?
周德文:温州金改没有重大突破
这个其实是我最不怎么愿意回答问题,今天发的最后一微信就关于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是温州金改两周年,刚好是3月28日,昨天很多记者打电话问我,我基本上都婉言谢绝了,但是既然问了,我又不说又不行,这几年一直要推动中国金融改革,那么温家宝总理到温州来,2011年我当面向他提四个建议,其中一个就是要推进中国的金改,并且希望在温州率先试点,温州批下来,那么经过两年温州金改应该说做了大量的工作,省市两级政府也很努力,组织班子研究课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认为突破不大,客观的讲突破不大,唯一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出台了民间借贷的管理条例,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在温州民间借贷已经明确规定它是合法的,企业可以公开的向社会募集资金,而不仅仅是民间借贷,发行债权,也可以发行资金,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们设立了7个民间借贷登记中心,设立了一系列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那么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在其他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个人认为没有重大突破。但是民营银行现在风吹的很大,但是到今天还没有落地,我们还不能说有成绩,温州据媒体报道也已经有一个指标,这个设立民营银行,但是可能最近又出来了,但还没出来,个人资本、海外直投到今天还没有获得批准,包括利率的市场化可能我们是率先在温州进行试水也没有达到,金改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离真正的金改的突破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距离,并且我们说金改,金改的目的就是利用金融的这个平台把大量闲置的资金通过金融平台去刺激经济,去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谢谢大家!
杨曦:请问周德文先生温州金改的问题
北京这个地方聚集了这么好的资源,那么如果一厢情愿的认为北京的房价会大跌暴跌无疑也是不现实的,成本多高,南水北调全世界最贵的水恐怕就是咱北京的水,还是得省的点用,另外一个话题,下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节水论坛,来问一下周德文先生温州金改听起来很热闹,但是到底有多少实施?
俞萌:
我补充一句,其实锦江之星第一家是在上海,现在同样的地段还是这个酒店已经超过300,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城市在租房,有很大程度上是冯总这种房地产公司把租金提高了,所以不得不提高房价了,这是就是说从酒店去看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其实也是一个途径。
冯仑:问房价就像少女在问爱情
这种问题特别有意思,就像很多十八岁的少女老在问爱情是什么一样,你可以有答案,也可以没答案,但是好像都得说两句,这个答案又没有一个,总之现在房价一半取决于市场,一半取决于政府,这是我们的定价机制,因为我们所有在北京卖的房都是建委审批的,所以你问我房价怎么样,我回答一半,建委主任回答一半,更多的问政府,而不是问我,所有根据市场我定的价,到了政府那都是处长、领导在批,最后你们看到的价格不是我定的,所以你们问我,我难以回答,这也是你们今天讨论的一件事,就所谓政府到底应该去那?
主持人:请冯仑先生谈谈对房价的看法
好的,谢谢,我们刚才说到了会通过微信来挑选一下大家在现场的提问。其实各种各样论坛的最不愿意谈的就是房价,看着很热闹,实际上什么结果都没有,这个就是问房价,请冯仑先生谈谈对过去房价的看法。
周德文:民营企业现在仍然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这个案例就是我讲出去的,在浙江省两会期间。所以现在我在讲一个刚刚我在上飞机以前,我在香港大学访问的一个同学,他给我发来一个微信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北方的企业已经陷入危机了吗?因为我这几年都是在为中小企业服务,我就回了个短信给他,我说我在2011年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中小企业危机的时候我就讲过一句话,我说温州的今天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明天,那么这个明天、今天已经来临了,最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这个很多记者到温州采访我,都是同样问题,说他们那已经出现了2011年温州那种企业跑路、自杀、企业倒闭,甚至有记者问倒闭是不是又一轮的倒闭潮来了,所以我觉得不容乐观,现在的整个经济面临的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尽管我们报纸上每天莺歌燕舞,但是在企业感同身受,仍然处于危机之中,政企的关系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发起了改革的动员令,但是改革是刚刚开始。政府跟企业的关系跟市场的关系远远都没有调整好,那么现在包括反腐败,贪腐还这么严重,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腐败,那么我们依然是处于那么快的速度,政府有没有挺身而出来创造更好的环境呢?我们的民营企业现在仍然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虽然我们十八大已经提出了,要跟国有企业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的路还很长,怎么界定这两个关系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万里长城才第一步。
主持人:
今天早上我还看大一个新闻,说制造业老板,干一年挣100万太太炒房一年挣3000万。
周德文:中小企业目前还是在困境之中
首先我声明,因为我代表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小企业,他们代表的是1%的大企业,他们看问题角度不一样,首先一个调查结果我个人认为是不靠铺的,还有两位企业家讲的,我觉得也是不靠铺,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讲目前实际上他们还是在困境之中,对实体经济发展信心我个人认为是严重不足,因为这几年实体经济的利润是在直线下滑,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厂。
主持人:请教周会长中小企业还有没有有待改善的地方
周会长,您在温州呆了这么多年还是很了解中小企业,刚才说了很多中小企业的更大的扶持和帮助,从改革开放以来好像没改革开放就这样,就已经做了很多好事,您觉得他们还有没有有待改善的地方,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呢?
主持人:有请四位嘉宾开启圆桌对话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周会长,提起浙江的民营经济我特别有感触,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去了一趟义乌,在一个小商品市场里面,管理人员陪着我,指着一个楼梯间,那天他还没有出摊,这个楼梯摊主卖的缝衣针占中国大概百分中七八十以上,已经达到这样一个专业化和细致化分工的程度,那么对于这样优秀的民营企业我们政府肯定不应该过多的把干预的手伸到他们的经营和管理当中,而更应该提供一些服务促进他们的发展。对于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我们下面进入圆桌对话的环节。我们再一次有请上四位参与演讲的嘉宾冯仑先生、刘永好先生,俞萌先生,还有周德文会长,我们下面开启圆桌对话。
周德文:政府应努力做到三个创造三个取消
所以我觉得十八大三中全会确实是非常英明伟大,要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据温州的实践我得出一个结论:要处理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只要政府努力做到三个创造,三个取消,我认为这个关系就很正当,政府的职能:它之所以要存在要创造三个环境,第一个要创造一个法制的环境,要公平对待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企业,而不要分你是国有的,你是集体的,我认为法制环境最重要,第二点政府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要让各类企业公平竞争,要打破一切垄断,让民间资本能够进入他想要进入的法律没有禁止的任何领域。第三个要创造良好的服务体系,政府不是一个管理机构,政府应该是个服务机构,政府一定要从管理型政府要转为服务型的政府,这个就对了。我们看国外的政府,我们接触了很多国外的政府,他们都是服务型的政府,企业家不需要去找政府,不去陪他上天上人间,不需要陪他吃饭,甚至跟他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也不需要和他见面,他是有一个法制环境、有个市场的环境,他们有很好的服务意识,这是服务政府。
三个取消,我们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我觉得必须要三个取消,第一取消行政干涉,我们政府政策出台太多政策多变造成的,对企业经济过多的干预,企业经营过多干预造成的,所以要取消行政干预,第二个要取消行政审批,企业的行为有他自己负责,你不需要去你审批,你要登记,备案就可以了,绝大部分的审批项目都应该取消,李克强总理做的非常好,已经提出时间表,最终我们要取消行政审批,第三个,要取消行政收费,现在企业之所以那么艰难,我们调查,在企业身上各个部门行政收费的项目牵扯到30多个部门,70多种收费,这个还是在税收我们高额的税收之外强制的附加给企业的,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应该要取消行政收费,只要这三个都取消了,我觉得政府跟企业的就理清了,我们政府真正做到把权力贯彻到笼子里,真正从管理型的政府转化成服务型的政府,我相信中国民营企业的春天才是真正来临了,我们的经济也才能更加健康的发展。谢谢大家!
周德文: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温州会出现问题
温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找市长找市场,充分体现了市场这个看不见手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否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发挥一定积极的作用。那么政府做什么?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经过了许多挫折,但是刘永好先生的演讲,他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温州人创业的缩影,温州人有千千万万的刘永好但没有他那么成功,没有做到他那么规模,但是温州人走过的路跟他是一样的,非常的艰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是左的思潮比较严重的时候,有姓社姓资的争议,那么中央一些极左的力量,就想把温州打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样板贴,屡次派庞大的调查组来温州检查,欲找出温州的罪状能够把它打到。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非常好,就把温州的个体民营企业,典型的私人企业,叫工商局注册成集体企业,戴上一个红帽子,把它保护起来,这个就是政府应该做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温州的股份制合作企业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啊:一年合伙,二年红火,第三年就上火。到第三年就上火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挺身而出,帮助民营企业制定规范化的章程、健全他的管理制度,提供标准性的样本,推动民营企业走向规范化的道路,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当温州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现假冒伪劣产品的时候,温州产品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皮鞋是新奇鞋,买来的是时候样子很好看,穿上了一个星期,口也开了跟也掉了,质量很差,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在这个时候我们政府挺身而出,提出质量立世,品牌兴业的发展战略,引导民营企业家走质量的道路。那么经过努力我们改变了温州的面貌,温州的民营企业抓质量,我们产品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适时在不同的阶段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在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你去干涉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的过程。正是政府这只看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的结合所以焕发出了神奇的力量,温州这样一个城市居然成了中国最富的城市,成了民营企业之都。我们的起步最早,规模最大,贡献最大,所以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当然大家也会问,温州这两年不是出问题了吗?中小企业陷入危机,出现了一些企业跑路,出现了一些企业家跳楼自杀,2010年达到高峰,有时候一个月里面若干个知名企业家自杀,好多企业跑路,惊动了国务院,惊动了温家宝总理,温总理一个月两次来温州。那么温州现在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恰恰是因为现在政府过多的干预了经济,因为温州民营企业发展了、有钱了,这时政府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庞大了,越来越庞大了要找事做了,要所谓规范了,要规范就得去干涉企业,要引领企业,要去罚款要增加一点灰色收入,要找企业,就开始出现了权力寻租,我认为温州牵扯的问题固有它自身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细讲。我认为正是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政府审批项目过烦,政府行政收费过高造成的。
周德文:生产者要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要通过优质服务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消费者的选择,在市场上消费者拥有充分选择,我要什么产品我不要什么产品,他有选择的权利。第二个是生产者的选择,市场经济下,生产者经营者是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组织,有权力决定自己生产的方向,生产的数量、生产什么产品、不生产什么产品,要对经营成果承担责任。所以在市场竞争跟消费者拥有充分选择权力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不能靠强制和欺骗手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通过优质服务,优质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消费者的选择产生市场需求变化引起的价格的涨跌,而向生产者发出调整生产的信号,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决定资源是必然的一种趋势,温州人在实践中,都是从这样的选择中一步步走出来了,所以它不是靠政府来引导,所以温州人还有句话,在温州是市场推着政府走,而不是政府设一个框架引导企业走,所以我认为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必然。
周德文:市场对资源的决定作用是必然趋势
我们都知道这两年温州遇到了一些危机,但是就是遇到这么大的危机,去年温州银行的存款余额突破了7600亿,这些财富都是温州人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通过创业累积起来的。温州人不仅在温州创业,还在温州区域之外中国的其他城镇创业,温州在区域之外创办了1.5万加工厂,创办了6万到7万家商贸企业,两项相加在温州区域之外还创办了10万家企业,还有在海外创办了很多企业。温州人是靠什么,就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温州人是靠政府吗?政府没有给它任何投资,在改革开放30年,国家对温州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没有投资的状况,也没有怎么去管它,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叫做无为政府,任民营企业自生自灭自我发展,所以温州人习惯于通过市场依靠市场来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且温州人善于从市场中搜集市场的信息,依靠市场来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通过市场来推销自己的产品,所以温州人,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找市长、找市场。这是他们一个切身的体会。刚刚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指出我们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及解决,政府跟市场关心问题,这个问题很对,又是市场在资源中做好,要更好发挥我们政府的作用,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生产过程中之所以习惯于找市场不找市长,我认为是对市场经济强大功能有深刻的这种体验。有人说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做出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确实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是由各位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选择中实现的,政府只不过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做出一个合适的决定,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市场对资源决定作用是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必须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是由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实现的,当然,中央很英明,适时作出了决定。
周德文:温州不找市长找市场
所以我想从温州的实践来讲一下市场跟政府的关系,在温州的老百姓口里有句新民谣,这个新民谣怎么说呢?叫做“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温州人是唱在嘴里,我觉得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了市场跟政府的关系,是一种最通俗的讲法,也是温州人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根据切身的体会凝结起来的一个共识,说不着市长、找市场,大家对温州都不陌生,在座可能有温州同学,温州是改革开放以后崛起的一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是中国最落后贫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很独特,温州人说我们温州人是国家的弃儿,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在温州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投资,我们都知道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一个城区域要发展就依赖国家的投资,但是1949年到1980年国家在温州11个县市区一万多平方公里里面,投了多少钱?5.6亿,3、4年时间在11个县市区1700多平方公里只投了5.6亿,现在民营企业动不动就几百亿的产值,在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象样一点的领导,哪怕是一个部长到过温州,这个地方像是被抛弃的儿子,第二老天爷对温州不厚爱,在温州地底下没有任何资源,并且温州还缺土地,人均不到三分地,因为我们在农耕社会,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土地意味着你没有生存的权力,加上温州的地方很偏僻,东海之滨的一个角落里面,温州话特别难懂,认为是“蛮话”,野蛮的话,因为是没有进化的,大家都听不懂。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率先走向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30年的努力、温州人彻底改变了温州的面貌,温州人创办了40多万家民营企业,到今天为止40多万家民营,凝成了38个国家级的制造业基地,温州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据不完全统计,温州人手里占有的财富有多少,投资在固定资产上估计有1.5万亿,在温州人手里还有8千到一万亿的流动资金。
周德文: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温州经验最多
尊敬北大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容幸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邀请来到北京跟大家做一次分享,前天我刚率一个中国民间资本考察团从非洲回来,本来昨天要倒一下时差,昨天结果接到经济之声领导的电话,希望我来参加今天这个会议,他告诉我,刘永好先生、冯仑先生也在,因为我是他们的粉丝,所以听他们在我就来劲了,就答应过来。他又跟我讲,你还有一个演讲任务,这个压力就大了,北大这样一个最高学术殿堂要做演讲,那尽管我以前也来过做过几次演讲,但压力很大,特别前面几位演讲嘉宾,几位企业家口若悬河的演讲,我的压力就更大,昨天晚上为了好好的演讲,我就认真的准备下演讲稿,一口气写了两份演讲稿,写到两点钟,早上6点钟起床赶飞机,这两份演讲稿一份叫做洋一点,在北大演讲一定要也理论水平,一份叫土一点的,因为我来自温州,改革开放第一线,并且有媒体记者把我称为最接地气的经济学者,因为温州就是处理这两者关系最积累出经验的一个城市。早上在飞机上我还是想按洋一点的讲,在北大有一点理论可能显的自己还有一点水平,但是听了刚才几位一讲我想讲洋一点不行,再洋也洋不过蔡院长,他是大学的博士,喝过洋墨水理论水平很高,又是著名学者,我没办法再洋了,刚刚临时决定还是讲土一点。讲讲温州的情况,谢谢!
主持人:有请温州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好的,谢谢俞总。为我们分享了一个国企从业人员、管理参与者对于政企关系的思考。稍候我们还有一个圆桌论坛。下面我们还是想关注一下中小企业对于政企关系是怎样思考的,我们有请温州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俞萌:国企、国资改革正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同时中国的酒店业其实还处于一个起步发展阶段,我们的酒店业从高星级酒店来说,现在是投资和回报完全背离的,而从我们这类企业来说投资回报完全是朝着很好的方向在发展。我们这几年每年是以25%-30%的幅度,净利润在增长,这完全是市场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同时也为社会解决了就业的问题,也为国企走出了一条开创的完全新的一种经济的形势。
我做酒店行业30多年,其实我感觉这十几年其实是我最精采的,从一家酒店做到现在一千家酒店,规模不一样,你思考的问题就不一样。你思考的要做流程,做制度的改善,你思考市场的变化和企业的变化,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未来我们这些职业经理人在思考政府、市场、企业、员工、投资人、股东、我们之间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相信这一轮的国企、国资的改革跟我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处理,完全都是会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发展。也相信中国的经济会随着我们这一届政府更多的一些好的政策的出台,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包括刚才刘总讲到的,军事、国防、科技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企业在看到了这些发展的方向以后,我们感到是企业要发展的保障,也是中国人稳定发展的一个保障,所以我想我们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企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个人发展的环境,包括投资人有更好投资回报的环境,谢谢大家!
俞萌:国企国资的改革到底该怎么做?
第二个可能要讲的就是在这一轮改革当中,国企国资的改革到底该怎么做?锦江国际完全是一个国有控股的公司,哪怕我们现在在香港上市,在上海上市,其实都还是国资控股,那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上海的国企、国资改革二十条的出台,其实我们这类企业已经放入完全竞争性的行业,这些行业其实都将被市场资源配置做重新的分配。那么可能对我们这个品牌、对我们这个公司来说又是一次很好的发展的机会。那么这些资源的配置将在最近或者未来两三年当中,服务业的发展,酒店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是一股独大,好,也就是这样,跟竞争对手比,跟市场比,我们的机制我们的节奏还非常的慢,那么要完全的松开绑、从所有的流程上以市场化的手段来操作,包括你的建造,你的运营,你的薪酬完全按照市场化来做,那我想在这一论国企、国资的改革当中,我们这类企业国资必将退出大股东这么一个角色,慢慢的成为一个中股东、小股东,为这种完全竞争性的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的机会。
俞萌: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是改革关键
很多国企其实都没成功,都不缺人才,也不缺现金,而且他的机制有些方面比民营的要好,一个民营的企业如果你去做酒店,你要向银行贷款,可能就像刚才冯总跟我们刘总说的,非常的困难。而作为一个国企顶着锦江这块牌子,拿贷款还有利率的下浮,所以这些优势是国企与生俱来的,但同时因为作为出资人国资委他要个监管,而且这些监管又跟市场资源相悖,比如讲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市场上做经济型酒店,跟我们同行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同行是来自于民营资本,是来自于风险投资,他们有很灵活的机制和体制,而我们是带着手铐和脚镣跟他们一起在马拉松赛跑,我们起步最早,1997年起步,现在国企里面规模最大一千多家,但是跟我们竞争对手来比,他们起步比我们晚,规模比较我们大,因为他们没有这些镣铐。这也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对国企的一些不平等,我刚才说也有有利的,同时也有不利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再来讨论市场和政府的这种定位,其实我的体会从这十几年做管理、做经营,作为一个商人,其实更多的体会到是我们政府的定位要能够真的落实,其实政府的定位谁都知道,现在政府是一个把有为的手伸出来,一个有型的手伸出来,其实恰恰它应该做的是一个无为之手,因为无为才能够无所不为。所以政府如何在这一论新的改革当中,能够把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其实关键不在中央政府,更多的是在政府的终端的服务,终端的这些衙门,他们这些人的观念的转变其实会对中央政府的施政起着重大的作用,就像我们酒店一样,酒店要提倡好的服务,关键不在于我,关键是在于我每个门店的服务员,他们把每个顾客都服务好了,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个品牌是好品牌,如果说光是我一个人在几千家门店里面来回的跑,这个服务做不好的,所以服务好不好在酒店的终端,中央政府的这些政策、政府的定位能不能做好,是在政府的末端,所以这是我们这一轮改革的关键。
但是末端的利益被打破,能不能让这些利益人所接受,这我想需要有一段时间,我也非常同意刚才刘总讲的,冯总讲的,现在考公务员的人数减少了,大家对它的期望已经降低,未来你考公务员的这些期望其实更多的是来实施政府的一些政策,来为企业服务,而不是作为一个,对企业掠夺性的一个部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政策还不够完善,法制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看看我们周边的韩国、我们的香港地区、新加坡,其实这些政府部门,其实他们其实就是用无为之手在管理着国家,在管理着这些老百姓需要他们管的事,在企业这种宏观的监管上、在法制的建设上,这些政府是有为的,但是在市场配置资源上他们完全是无为的,不需要做更多的有为。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谈论市场和政府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其实我的关注点是放在了政府的末端。
俞萌:锦江的成功是因按照市场化运作
有人很奇怪,锦江之星改名叫锦江都城啊,这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新品牌。也有人奇怪,锦江作为国有企业怎么会成功,其实在国有企业里面,跟我们一起做经济型酒店的,还有我们首都当中的一个部门在做这样一个品牌,但是最后是没做成。为什么他没做成锦江之星能做成?就是锦江之星当时没当回事,刚才就像刘总讲的,大家没有引起注意,感觉我们锦江国际集团就是做的就是昆仑饭店,就是锦江饭店,我们是做五星级的,我们接待的人都是国家的元首。所以你们做一个老百姓的酒店,那就跟小饮食店差不多,所以你们不会成功,最后在我们管理团队的努力下,现在做到中国国有企业做酒店里面是最强的。到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就是当初因为我们集团没来管,所以我们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运作培养了很多人,我们的所有干部员工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还有海外。所以这十几年的发展其实正是证明了就是说其实你管的越多,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也就是说企业无法来让市场来配置、有各种各样的制约,那么锦江之星这个品牌现在在中国的消费者当中,在酒店这个行业里面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也正是锦江国际集团把它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所以这个企业的成功,其实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成功,就是国资委锦江国际大老板不去关注的成功。
俞萌:新开一个酒店需盖100多个章
我想冯总在做房地产项目的时候,跟我们做大家熟悉的经济型酒店的锦江都城差不多,我们造一个酒店就是改造,改造以前大概要盖将近80个图章,一步一步的去盖,改造完毕开业大概还有56个图章加起来一百多个,你说政府的权力这个无形的手,其实是对市场的这种资源配置起到了遏制的作用。
俞萌:政府应该如何来定位?
俞萌:刚才听了冯总和刘总的演讲,其实大家都是长了很多的知识,接受了很多的信息。我是昨天来到北京从上海飞过来的,第一感受这两天北京的雾霾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有特色,感觉北京的雾霾跟上海不一样,非常的浓重。上海的雾霾应该说比较飘柔,也感觉到我们这是我们经济之声举办的节目,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政府和市场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政府应该如何来定位?其实政府的定位很明确,你到网上去搜一搜你去看看报纸,看一看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已经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刚才刘总也说到了,我们很多事可能还做不下去,傻子瓜子为什么能成功,刘总做的音响要暂时搁浅,说明了一个问题,政府的利益其实现在还没有被真正的阻断,因为分清楚了市场、政府的这些定位以后,有很多政府的一些利益要被打破,所以这些利益在没有被打破之前,市场是很难把资源进行配置的。所以我们看到里面一句话,叫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合法化。
主持人:有请锦江都城CEO俞萌
好的,谢谢刘永好董事长精采的演讲,一方面分享了他对于政府与企业边界的看法,同时也与我们一同分享了中国梦,刚才两位演讲的嘉宾都是来自著名的民营企业,那么下面我们将要请上来的这位嘉宾来自一家国企,我们想听听国企的掌门人对政府的边界是如何看待的,下面我们有请锦江都城的CEO俞萌先生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刘永好:不同时期政府边界不同
我谈到这个政府的边界,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政府的边界是不一样的,而今天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用市场来评判我们的政策,用市场的配置资源这种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了,这是中国的未来,所以说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只要坚持一方面反腐,一方面强国、强军,叫做市场经济的道路,我相信中国的未来是蛮有前景的,那么这就是我自己和我们一批民营企业的梦,希望国家强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去做,我们走的更好,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刘永好:中央政策好 下一步得执行好
刚才冯仑讲了,以前考公务员不得了,现在热度降了很多了,今后可能还会降,这个是大格局,这就是政府的边界。大家感觉到我是做过20年的政协委员,我在做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我提出来,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根据中央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出台一些建议,我们政府出台一些向政府做做建议,建议就是按照中央的支持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国家的非公经济进行一个梳理,这样限制,那样限制,从贷款从融资从准入,结果大家都觉得好,让我来牵头,我很高兴,让我来牵头。后面想了一晚上不对,我就是民营企业家,你自己研究弄了半天都说你要什么权力,你不公道,不公正。所以说我建议我不要当主要的,最好我建议厉以宁老师我们北大的教授,他很有权威让他来做主导,大家觉得我提案也对,最后就形成了,厉以宁老师做组长,我也做个组长,附带的组长,带着一帮人走了全国很多地方,一年的调研,形成了17页的报告给政府,报告非常好,按照中央的精神对非公经济的政策要清理、要准入、放宽等等,大家感觉到民营的春天来了,大家兴高采烈,结果一年过去了,不行了,这个东西写的好没用,看的美,进不去,进得去又被弹出来。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这个你落实不到地方,政策好中央政策好,下一步得执行好。中央又出台了36条,新36条更具体了,结果实行了半年还是玻璃门还是都在,最后搞了一个细则,实施细则出来以后,现在看还是有些问题,最近我们新一届政府克强同志召集了工商人员、民营企业家对非公36条的实施细则一项一项的评估,叫第三方评估,发改委的同志主任带队,这条应该怎么改,那条怎么改,这就是要落地。
刘永好:经济发展要靠民营企业
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从坚决不用--文化大革命以前、改革开放以前、要镇压到试一试看一看,到有利的补充,到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今天的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说现在我们大家在一块聊天就谈到,今天是一种相对规范,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发展新的机会期。所谓新的机会期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个新的格局,我们习大大是非常的了不起,首先谈中国梦,第二要强国、强军,这是对的,第三个反腐反得老百姓觉得好,以前你要带两瓶酒,带多带少、酒好不好,茅台还是什么?是鲍鱼吗?是海参吗?这些都不用考虑了,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规定了八项纪律,而且同时也谈到了叫做对,央企以前多牛,皇家血统,现在食品控制不能乱做,地方政府控制平台,自己要拿点钱,现在是是乱做了,外力资本不得了,现在也是弱化了。也逐步的收敛了一些,至少收敛了一些。这些特权阶层收敛了些,外资逐步弱化了,央企也受控制了,地方政府平台也受管制了,经济要大发展,靠什么?显然只能靠民营经济了,而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一块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民营企业有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要走到前面来,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了,就业80%是民营经济,青年就业的90%的在民营经济,税收60%的在民营经济,GDP的贡献超过60%在民营经济,所以说以前大都说民营经济不行,现在不一样了。
刘永好:中国经济发展有三个阶段
所以说中国经济我认为到今天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从市场的角度讲,叫产品不足阶段。就是因为产品不足你做什么都赚钱,炒瓜子赚钱,第一个阶段要15年。我们好多企业都在这个时候认真赚钱,只要你脚踏实地努努力力去做,肯定赚钱。第二个阶段15年,大概进入到产消基本平衡阶段,人家做一百,做一千,做一万肯定能也赚钱,只要认认真真做肯定会成功,这个也要15年,这两个15年一过就是30年了,所以在这两个15年期间认认真真其做,做大规模经济。
那么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这样的了,现在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大规模,会怎样呢?现在全国钢铁7亿多吨,再认真,再努力、再把规模扩大还是过剩,整个钢铁都亏损,甚至连宝钢这样最优秀的企业出现巨大的压力,主业都不见得转型,在这种情况下钢铁亏损,有色金属亏损,电解铝什么都亏损,基本过剩阶段那么是微利,这个时候不见得靠规模。在新的格局下,在30年后的今天靠变革、靠创新,现在活的最好的人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看好互联网,恰好这两个光棍节我都在马云那,冯仑也去了,我们一个群体经常在一块交流、沟通,前几天我们在上海、冯仑也在,我们大家也见到了。这些民营企业家,有人说是最顶级的民营企业家,大概有互联网的,有房地产的,有制造业的,有农业的,大家在一块经常学习,每个一季度或者半年会学习一次,我们学什么呢?就谈我们的行业,上次谈的是房地产,代表万科讲一讲,冯仑做做补充,大家再提问,互联网像黑心开发商怎么压榨,然后我一想,互联网马云在讲、马化腾也在讲、李彦宏也在讲、其他的人也在讲一讲,中国的农业的现代化农业化也去讲一讲,讲讲我们的鸡和鸭,原来大家都认为养鸡、养一百只鸡,不得了,这些话过时了,为什么呢?原来一只鸡赚一块钱,到今天一只鸡亏一块钱,好的时候一只鸡赚一块钱,100只鸡1000只鸡你发财了,为什么?因为你出去打工一个月大概3000多块钱,一年下来也要4万多块钱,所以养鸡你要养100只鸡蛋赚100块钱1000只鸡赚一千块钱一万只鸡才能赚一万块钱,还别碰上鸡瘟。那你不是傻了嘛,谁还养鸡,谁还养猪啊,所以这就是市场倒逼的转型,市场倒逼你转型你怎么改,你必须规模,你不养10万只鸡你不要讲利润,养十万只鸡养几百头猪,养数十头奶牛那是什么概念?那就不是传统的模式了,叫现代模式,现代模式要靠科学,要讲合理,要讲安全,要讲供应链,要讲原料,要讲市场,这个时候就是企业行为了,而这个时候咋办呢?我们的政府就应该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支持规模化的发展,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政府要做什么呢?你把食品安全管好,就是谁都不能乱加东西瞎弄。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对逐步规模扩展的企业给他们一些支持,允许他们贷款,像这些农民做大规模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呢?他们银行不给贷款,银行说想给你贷款,猪今天你是好的,明天死了咋办?你没办法抵押。确实没办法,这就是现代农业,现在我们的政策政府制定政策时怎么样实行不断变化的农业产业的格局来适应它。
刘永好:规规矩矩的面对市场、面对政府
以后改革开放就逐步开始了,开始以后我们就开始创业了,我们开始养鹌鹑蛋、养猪、养鸡到今天31年了,所以说经常很多人看到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最近一段时间你又来了,人民大会堂开会,他们总感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居然敢来说,好像没你的事,是这样的问题。人大的时候四川人大的开放日,我们四川团的人大代表有400多个,结果报名我们采访的媒体有280多个,因为我坐在后面,结果被拦住了,你是四川的人大代表,四川企业出了一些问题,四川怎么样,是不是重灾区?我讲,我记得在战争时期我们川军最厉害,会打仗,大家说对不对,对。改革开放以后川工最厉害,四川的工人工资都多两百块,因为四川人勤奋、努力、聪明、不太纠结、会干事而且姿态比较低。经济发展以后很多叫做家庭服务员,保姆,大家听说四川的工资高,确实四川的服务员,很好,说明当兵的、做工的,做服务的,都好。四川怎么发展,大概一个基本点就是四川人勤奋、聪明、踏实,认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的格局里面一个部分。这是第一方面。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四川出现了很多的企业家,到今天个体私营经济四百多万个,这些企业家们他们多数90%以上,是更多勤奋的,认真的,他们跟我们的军队川军一样,川工一样、川保姆一样都是认真的,乱七八糟的人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一定是少数,所以说今天我们再说四川的商人怎么样,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我说这个话问的我好多了,好多地方问了,后面我们有总结,大家觉得四川的这些商人不但四川,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人的,自己创业要努力要拼,弄不好就内定了,甚至过去的战争回来的绝不少,进医院的进医院,还有的人确实可能走的太快,不够规范,做些这样那样的事,现在看一下进医院或者进法院的占的比重还不少,不但四川全国都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不进医院、不进法院,这个事我考虑了好久,研究了好久。他们进医院,进法院他们都成为先例了,我有这样的考虑,争取不要进去,心里面有一个告诫,时时刻刻都规规矩矩的面对市场、面对政府,我们更要理性的妥善的去面对边界。不要去跨越,边界对不对呢?边界本来就是变化的,刚才讲改革开放初期试一试那就是边界,做电视、做音响肯定被抓起来,那一定的,国家企业都没有,你怎么干?在这以前还不得了,在这以前你炒瓜子肯定被抓起来。
刘永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
当然冯仑在他那当过徒弟,特别是用劳动妇女和劳动人民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他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一条站的太高不接地气不行,坐着比站着好,躺着又比坐着又好,越来越接地气,这样的想法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可能说远了一点,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刚才谈到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拿我们的来讲79年开始创业,79年下海创业,刚刚改革开放,什么地方还都没有,我是学无线电的,我们装了成都市第一台电视机,那个时候有什么电视机呢?根本买不到显现管,根本没有电路,我们就跑到军队的生产示波管拿来做显现管,那么大的电子管密密麻麻那个盒子比这个还要大,我一个人搬不动的,两三个人才能抬得动,不管怎么样有人有头在动,县委书记到我家里去看电视,因为全县没有,所以说我们是发烧友,我们就想做点什么事,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就想了,我们就设计一个音响,我自己装的音响特别好,声音又大,成本又低,结果很多同学、朋友老师就让我装,后来他们就说这样你赶不上趟,你开个车间做吧,我就找生产队,生产队太穷了,仓库也空着,一个工人大概干一天活一毛六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就准备把毛草房改造成车间,把生产队的人组织起来,就这样搞起来了,大家在高兴之余声音特别高,特别好,这个事还是得请示一下上级,就问问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个事太大了,我们把装好的音响驾着车拉到公社门口,我们有技术,我们有想法,还有很多人要卖,有市场,我们联合搞一个工厂,生产队出厂房出工人,我再出技术,赚钱以后公司占大头,我拿小头,书记突然想拍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允许。我当时就没想通,为什么,这多好,后来我来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不干了,后面他公社的书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允许救了我一命,要不然的话可能早就没命了,因为我们太早了,后面我听说有一个卖瓜子的,叫傻子瓜子,因为炒瓜子挣了点钱,中央会动不动他,什么叫动他,抓起来的意思,小平同志讲了,炒炒瓜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呀,就是小平说不要动、看一看、试一试才有我们今天的民营企业,了不起,小平伟大。
而那个时候我们搞音响装电视比傻子瓜子还要早,那个时候做起来可不是炒瓜子,动了国家核心的阶级斗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为有做这样的事被判刑了,甚至被重刑的,那个时候政府的边界是什么呢?对民营经济是不允许的,邓小平从那个时候允许试一试看一看,出不了大事这是一个阶段。
刘永好:企业家要有另类的想法、不同的考虑
刚才冯仑大家都说是民营企业里的思想家、大的人物,他讲的话确实行云流水,他讲了很多深的道理,但是用非常浅的比喻表达清楚,大家都听得懂,大家听冯仑讲话像听故事,到哪里去大家都希望跟冯仑在一块,希望吃饭跟他在一桌,所以说开大会的时候你发现吃饭哪一桌最火肯定冯仑在那,而且这种我们劳动妇女最多,因为他讲很多人生的哲学。
我不是大侠,我就从体会讲一讲,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这个题目应该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我觉得我们会堂还可以,人是挤满了,可以在这个充满温馨的小时代讲一讲大报告还是不错的。那天我跟冯仑商量,什么时候可以看看牟其中先生,他去看过我也去看过,牟其中是犯了罪、判了刑,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早年的民营企业家,都知道他做了很多事,做了比较重大的事是什么呢?首先研究马列然后被当成反革命,被判死刑,然后又无罪释放了,然后又开始折腾做生意,然后就用我们中国的多少几亿双袜子、皮带、鞋做生意,然后又开始成立公司,然后在北京把总部从四川搬到北京,然后又提出在我这儿工作的人员要有百万富翁,要有一百个百万富翁,我侄女也考察过,那个时候冯仑先生是办公室主任,那个时候非常了不起,好像是革命圣地延安,改革开放的青年、革命青年跟当年的文艺青年到延安去想法差不多,要到那去,去学习革命的真理,去改革,去发财,他有句话,我记得我去考察过,一进门就有一个大屏幕:“人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句话我相信冯仑先生体会最深,因为他的胆子够大,得到也比较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同时他发射卫星,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射卫星,在俄罗斯落不了地,后边没办法卖给别人了,还想发第二颗卫星。国家在考虑南水北调,因为北方比较旱没水,中国土地也是蛮多的,但是更多的是山,像西北西藏那边全都是沙漠是山,因为没水,没有水就变成干旱的沙漠了,怎么南水北调呢?另外一个想法,他研究了半天组织一班专家考虑考虑,最后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没水,是由于喜马拉雅山把来自印度的空气给卷走了,从印度洋的所有的水气走走走,走到这儿,喜马拉雅山太高,绕过去了,确实你看喜马拉雅山确实那边风调雨顺,这边就是中国大的沙漠,所以要根本的解决问题,人家不允许南水北调成本太高了,早知道有那个原子弹,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大洞,所有的空气问题什么的不都解决了吗,当时讨论这个东西大家他一讲这个事,我们就觉得大侠,无限的崇拜,了不起,不管这个想法对与不对,因为我们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但是有这样的另类的想法、不同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对的。
就是说总得有人想这些问题,前些年我们饭都吃不上,万元户都没有,他要创造一百个百万富翁,于是我们就看看,在我这儿工作的我要以一百辆小车,我去看了,北京的军区大院里面停着一排又一排的车,北京军区的,212,那个时候几千块钱一辆的,这样的民营企业了不起,但后边的话做了一些太大的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最后被判刑了,理由是什么呢?叫做欺诈,或者叫做贷款等等的问题判刑了,判刑了以后改无期徒刑,最后又改成17年,冯仑先生去看过他,但这个人不光是说他对或者不对,至少在民营企业发展史上他留了一笔。我从这个角度讲,写历史的人或许在他这个问题上会留下一笔。
主持人:有请刘永好解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好的,非常感谢,谢谢冯仑主席,真是冯总不愧地产界当中的思想家,以政府在哪,政府要去哪?为主线演讲给观众,非常好我非常鼓励,里面有一个瑕疵,就是马佳佳她不是一个理工男,她有可能是为宅男服务的。关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习习大大在去年的两会上参与江苏台的一个讨论时候,曾经做个一个比喻,不要勾肩搭背要相敬如宾,但是后来有人一相敬如宾也不对,睡到一个被窝里了,也不大好,到底政府和企业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听刘永好先生是如何解读的,有请刘董。
冯仑:宅男开始赚钱是个好现象
现在好了,最近听到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好,这两年听到的故事全都是理工男比我们还能挣钱,我和刘总算是老的市场经济的人了,我们现在也要向这些年轻的人学习,现在你看51这样一个公司弄了一个软件,卖了15亿美金给李彦宏,这个人我还不认识,我相信夜总会里现在找不到他,曾经的官员的左右你看不见他,甚至在某些审批权力部门你也看不见他,但是他怎么就挣钱了呢?这是个好事,现在说马佳佳挣钱不挣钱我不知道,皇太极等等,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理工男、宅男在挣钱,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很透明,公平竞争的环境越来越好,自由竞争对制度设计越来越好,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有创造,有创新,不需要跟这么复杂的体制打交道,你网上写个软件,你随便到资本市场去不认识的人去公司,然后到资本市场不用搞定证监会,你是好东西,证监会就一定让你上市等等。这就是好的市场经济,这就是宏观经济健康的标志。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我们的宅男都开始挣钱了,理工男大量的成功我们跟硅谷的距离就近了,硅谷全都是理工男成功,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接下来我觉得又该还有一个标志,那我们未来期待,就北大的女生越来越爱我们的理工男,说明这个市场经济是好的。如果北大的女生越来越喜欢像刘汉这样的大哥,说明北大也坏了,市场经济也坏了,我们不期待这个。所以中国政府由于它去了我说这四个地方,中国的经济开始走向健康,工商局热闹了,公务员考试也减少了,宅男开始有了前途,开始自信,未来我们这个社会就市场经济的活力就越来越大,我们市场的空间就越来越大。我们天上的雾霾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安全会越来越有保障,我们所有的生病的人会感觉到越来越好的医疗照顾,我们的教育会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创造培养更多的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进入到一个佳境,就是我们开始步入一个真正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良性的法制的健全的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政府也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人民也到了我们该去的地方,白天有酒喝,晚上该干嘛干嘛。晚上有歌唱,所以我们这样的好日子期待着,我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为这样的一个中国梦来加油,谢谢!
冯仑:政府有了边界 改革的制度红利逐渐就显现出来
第二个就看公务员考试,政府的职能如果越来越庞大,意味着公务员队伍会越来越增加,公务员的灰色收入越来越多,公务员越来越生活在酒楼里和天上人间。公务员有很多期待,第一安全,第二有权力牛逼,第三找对象的时候可以说没房,但是大家都相信大哥当了公务员一定不让我住在街上。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我去了宁波,他们公务员一百多个人录取一个公务员,现在40个人就录取一个公务员,政府有了边界不再像以前一样了,大家预期不一样了,大家去工商局了,所谓改革的制度红利逐渐就显现出来了,假定说这么多人没考公务员都去到了工商局,十年以后又出一个李彦宏,又出两个马云,再出三个马化腾,这中国经济能不好吗?中国经济还用操心吗?不用操心。
第三个标准也非常简单。最近反腐非常深刻,基本上都是文科男和社会人,很复杂的这些人,他们跟很复杂的权力在一起,也就是说改革的初期,我们市场不透明不规范,于是像理工男,宅男基本上挣钱挣不多,他整天在家写软件,发财机会很少。基本上是文科男和社会人在挣钱,没什么文化,但是伺候人既弯腰又下跪,活好。比如最近我们看到的不断所谓出事的这些民营企业家,都是过去十年二十年在制度转型当中政府权力过大,他们依附于权力寻租,然后导致了他们行为的扭曲,形成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就是过去的市场经济不够好,市场经济不够好的标志就是法制不健全,权力运作不透明,宏观的管理政府的权力过大而不是去了应该去的地方。
冯仑:政府边界第四在顶层设计
今天来看,政府第四个要去的地方,我认为政府是要去,就是关于我们整个在经济发展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目前比较特殊,所以还有一个地方政府的边界,就是改革的我们所谓顶层设计,改革的推动和设计。这个东西其他国家恐怕不是政府最要关注的事情,但是在今天大家看到今天的评论说一会儿这样、那样,都属于对改革的本身的设计以及推动之制度转型以及改革的过程原理,这现在成了我们政府要去的地方,改革的过程管理,制度设计过程管理。这是今天中国政府非常大的一件工作。这个工作在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并不重要,那么不管怎么样我刚才讲了,政府要去这些地方,但政府去没去呢?开始走了吗?开始往这个地方去了吗?我觉得最近两年政府真的往这些地方去了,你比如说马航的飞机找不着了,这么多人去找,政府应该管,你搁20年以前沉痛悼念就完了,结束了。但现在这沉痛悼念是后面的事,前面得买单,前面有人来算,为了找这一百多个同胞我们要花多少钱,这都是政府改革进步的标准,政府如果对这100多个公民沉痛悼念,这事说明政府没有改革。
冯仑:政府边界第三在校正市场失灵
第三个政府要去那呢?我们叫市场失灵。市场也会失灵,比如说企业唯利是图,排放,利益上来说,微观经济学上说它是赚钱的,应该排放,怎么排降低成本最后赚钱就行,看样子在环境领域里,如果放任市场可能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差,所以市场对于公共目标、公共利益来说有失灵的一面,于是我们要产生一个新的政策,要增加一些税收,或者增加一些强制性的替代等等都是校正市场失灵的办法。
冯仑:政府边界第二在宏观经济调控
所以政府的边界今天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在过去十多年我们一直是两只手,一只手搞GDP,一只手搞公共服务,今天出了一个小问题,路越修越好人们越来越恨医院,这就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矛盾因为医院少了我们要去配医院,路又少了环境又不好了空气又不好了,所以我们政府的边界今后应该很清楚,我们最重要的应该去服务,而减少直接对GDP的干预,直接对GDP直接的微观行为,比如说企业怎么赚钱,到底怎么做,过去我们出现一个问题,我要到纽约去做一个投资,得从县里面给我们公司注册在怀柔,县里面的人要懂纽约,还要问我们赚不赚钱,到北京市、国家发改委都要问我们多少钱。但是他要管,因为没去过,想去一下想看看。就是说要关心你,没去过,所以这一路批下来,这里面就耽误功夫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政府要去那?第二个政府要去那呢?叫宏观经济调控,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标准说法。宏观经济非常简单,你手里的钱值多少钱,你要交多少钱那叫财政政策,跟你的税收环境有关,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货币有源,有财政部、有央行,这是第二个要去的。
冯仑:去年一年公立医院的增长几乎是零
还有看病,前天看了宁波还是温州的一个医患矛盾判了死刑,那么我们的医院出了问题,现在我们的医院去年一年,公立医院的增长几乎是零,增加了1200家民营医院,而民营医院80%来自于莆田,而莆田出自于一个庄,一个庄来自于4个村,4个村来自于几大家族,我和刘董我们两个专门跑到那专门拜去祖师爷,莆田医疗事业的祖师爷,由此我们就发现,我们民间医疗实际上扮演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照例说我们更多人的医疗实际上应该是政府要去做的。还有其他集团。总之我们讲政府的公共服务就是国防、公民的安全、环保、医疗、教育等等,这是公共服务。
政府的权力,政府应该去那呢?应该去这儿,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长期以来我们两只手,跟西方政府市场经济下政府不一样,我们另一只手再找GDP,搞GDP怎么搞呢?就是建新城,搞新区,然后把地价搞高,刚才蔡院长说,我们把房价顶起来,关键踢我们屁股的是政府,最近还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害羞的屁股,确实我们的屁股比较害羞,为什么呢?在地产整个价格成本构成里头,如果说价格把成本打掉,成本就土地加建造成本,建造成本这么多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每平米3千块钱左右,所以房价你得高。
第二个变化的是什么呢?税收,地产商每挣一块钱,政府要拿走一块六的税,所以你们看一下万科的报表,这是很透明的,永远税比普通股东利益多,所以这就是政府该去的地方没去,去错了,然后政府在搞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扩大新区,基础设施、卖地、所以我们政府的一只手干了他很多确实阶段性也许该干的,但永远长期看是不该干的事情。
冯仑:政府边界第一在公共服务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没喝酒,所以我们今天说点别的事。关于这个话题我刚才看了这个题目非常有趣,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有两个方面来解读:一个方面就是从经济学,蔡院长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可能还有两个研究方法,一个是政治方法,一个规范的方法,政治方法就是非常棘手,就到目前为止政府的边界在哪?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想今天大家讨论的是规范的问题,政府的边界应该在哪?是哪?在哪大家都知道,应该在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应该在哪呢?我也好瞎琢磨,我们每天做生意的感觉到政府,确实是像早期的时候特别像我们在四川长虹当时的领导讲过的一句话,政府和他的关系就是六个字叫:离不开,靠不住。这是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很久远,所以那是过去,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个事,我们在前年,我跑到新加坡政府学院去呆了一年,研究一个事就是研究这个事,因为我们做房地产的到哪都碰到政府,我也想政府的边界到底在哪?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应该在哪呢?大概应该在四个地方,这个边界,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公共服务,到了北大就是讲点学术,这个东西不能讲喝酒的事。那个有点低俗。一到这儿了不高端有点不好,说点学术的,公共服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举个例子来说非常简单,马航的飞机去哪里了,这事政府得管这叫公共服务,公民在海外的领事保护这叫领事保护,公民在海外的人事安全、权益和财产都属于国家要管的事,这是一个公共服务,那么,空气、我们老是说这年的自强不吸是不行的,必须吸,那也就是说吸多少那是这个国家决定的,但能不能吸到就要看政府的管理,政府没管好你就吸着了,政府把它管好了咱们就吸不着了。所以这个雾霾也就是环境空气,这件事属于公共财产政府要管的。
再有一个讲一个笑话,一个清华的,当然不能说北大的了,清华的女生凌晨出门碰到一个坏人,要打劫,问她,很害怕,然后就说这么早干嘛去,要跟她抢钱,她说去找医院,这家伙说,干嘛呢?你这么大早找什么医院,去买药得病了,你劫色是不行了,要生病了,劫财也不行,要去借钱,不管怎么说这是社会治安,这是公共服务,是政府要管的。
主持人:有请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
好的,非常感谢蔡院长为我们做的致辞和演讲。再蔡院长演讲的过程中,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董事长也来到了我们的会场,大家掌声欢迎刘总。刚才在蔡院长的演讲当中,我听下来感觉经济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和道路,不论是作为市场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个人组织机构也好,不要动不动的老是想去干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规律和道路,好像觉得是处于好心,但是往往会起一个相反的作用。在前不久万通的冯仑总也发表了一个企业和政府以及市场的关系的一个见解拿喝酒来比喻,企业家就是爱喝酒的人,市场就像酒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酒,政府就像酒店经理,也就是小二,提供什么样的酒,喝到什么程度,那么政府在应该在这当中起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详细情况因为今天当事人就在现场,我们下面就有请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来给我们讲一下他眼中的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蔡洪滨:刺激消费比人为刺激投资更危险
一个国家的GDP由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部分组成,那么有个政策研究者把这个写成一个很形象的词叫三架马车,三架马车的说法甚至被我们放在政府文件里头,但是其实从经济怎样来讲都是一个错误的,其实所谓的一个国家的产出,由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部分组成,这只是我们从需求的角度考虑一个国家短期经济主需求的总量,是不是合适的时候,我们适用了一个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对于短期宏观调控,调控经济来讲是一个适用的工具,一个工具的概念,但是对于经济增长来讲你要想在这三架马车上面去下功夫,这个经济放缓了的话,这个消费慢了点就刺激下,投资少了点就刺激一下,需求少了就刺激一下,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这种想法就使得我们政策导向上经常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去干预这个微观机制,我们习惯于用所谓的调结构的方式去管理经济,那么调结构的话其实在市场经济里头就是要市场化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有所谓调结构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经济里面没有调结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做实业的企业家自己本身出入很难,同时整个社会引导,政策的引导也是对他们不利,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注重的是刺激消费要抑制投资,这些错误的观念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危险在于什么呢?人为的刺激消费,比人为的刺激投资更加危险,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是消费过重引起的。美国有这个产能之后,他是有天然气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去投资,最后这个价格达到很低,这就是投资过胜的例子,但是这些局部的投资过胜,反而会造成经济的整个全面危机,所以人为刺激消费比人为刺激投资还更危险。
另外一点,中国处于工业化转型这个时期,工业化我们是一个中期阶段,很多人就是说我们需要跨过这个阶段,因为工业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跨过这个阶段,直接进入后现代国家以这种借贷消费为主的国家,这是非常危险、非常错误的观念,没有一个大的独立经济体能够跨过这个经济体直接进入后现代社会。对于后现代的抑制,如果是我们过分的抑制制造业的发展,可能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没法维持。那么如果我们不强调再平衡,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再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错误认识是什么?一个错误认识经济增长很多人从那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它从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热衷于政府调结构,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表现,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了说政府边界就是说经常用直接的行政手段去干预微观经济达到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所以三架马车也好,调结构也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好,再平衡也好,这些概念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其实都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真正的经济增长你需要看的是什么呢?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增长无非是来自于经济制度、制度改进带来资源配置效力的同时,以及生产要素所谓的生产要素就是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那么就是投资质量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而不是在结构上在平衡上,在所谓的三架马车的角度去思考。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个具体就不讲了,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刺激消费抑制投资所谓再平衡,我认为这不仅不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反而有可能使我们脱离政策上的发展轨迹,中国经济真正的动力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的效益,改革教育体制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创新领域,好,谢谢大家!
蔡洪滨:中国投资的问题是一个质量的问题
都说你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布出来的数字互相之间打架,那么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在统计数字里面注水,很多重复的计算,但是它是以什形式表现呢?不会以消费的形式体现,你在北京买东西没有算到广东去,它其实是以投资的形势表现的,一个企业的总部如果在北京,他要在广东、重庆在其他任何地方分公司有投资,至少会多算一点,在当地会算一遍,总部又算一遍,这种重复的计算是以投资的形势做的,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呢?地方政府把自己能算的东西、能注水的东西都报上来了,统计不是切一刀统计,其实一刀切下去切掉了6万亿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差距,但是统计如果我这一刀能够切准,能够切的彻底干净,大家就不玩这种游戏了,他一定是还有很多的水分留在里面,留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简单做估计,一刀切下去切的还是比较狠、切掉了2/3,至少剩下1/3还有好几万亿在这儿,另外对于投资的高估就在我们算实际投资的时候价值指数往往是低估,这国际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你把这些加在一起,投资占GDP的比重至少是高估了10%,这两项一加一减至少是10%,我们初步估计你做了这个调查之后,投资占GDP比重是47%,那么就见到37%了,原来是这样形势,但是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国际上如果你看日本韩国经济高速起飞的时候,投资占GDP的比重就是接近40%,有人可以说这个不是适合的标杆,什么是合适的标杆,美国的投资占GDP17%,是不是美国就是最好的标准呢?所有的经济学家,他仔细去所有的经济领域去找,找不到一条一个雏形的理论,所有国家适合一个最优的投资论。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我们实际上对中国的数字理解上讲,所谓的投资过多,消费过少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判断,这个严重的错误判断第一,不是说我们统计局的数据完全不靠谱,更重要是说我们的分析人员,我们学者对统计数据背后的依据没有真实的了解,对于中国的国情、国情相应的制度没有了解。
另外一个原因,大家对四万亿的刺激政策造成的后遗症扩大到对所有投资效果的评价。这个不是说我们投资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投资体系没有问题,我们想中国投资的问题不是一个数量和比重的问题是一个质量的问题。我们衡量一个国家它的投资率是不是合理,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国际指标、单一指标来评价,就像我们说衡量一个人的体重是不是合适,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指标来看,要看他是小孩还是大人,是男是女是亚洲人还是西方人诸如此类等等,比如你的腰围你的体重很适合,但是你的身高差了21厘米。其实从衡量一个国家,那这种错误的认识我觉得非常严重的后果,会误导我们的政策,在现在的经济体制下我们并不是说你现在就已经是危机阶段需要出刺激政策,中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在现在所谓的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论调或者是判断之下,正常合理必须的投资也受到质疑,这就使得我们公共的投资的积极性下降,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的积极性同样受到影响,因为民营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做一个长期的规划、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应该是投资基本的保障,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我们经济持续下滑的形势很难去扭转。如果这样的形势持续下去,经济持续的下行那么就真有可能出现经济的衰退,甚至危机,到时候反过来你可能又需要新一轮的刺激政策,所以对于现在经济形势的判断,这样一些理念应该是需要去澄清。这些理念同时对我们观念上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个观念上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消费是好事,储蓄不是好事,现在鼓励政府借贷消费,另外我们服务业是好,市场也不行,民营企业家在一起如果是搞实业的,往往自己有的时候都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二等公民,搞房地产、搞金融这是比较牛的。
蔡洪滨: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低估了10%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另外一个重要的国情特点,我们的很多灰色消费,因为这个会计收入就没有统计,在消费反而统计在运营成本里头,政府机关的三公消费,车也好,出差也好诸如此类,国企的三公消费,事业单位的三公消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国企,无论是政府还是事业单位还是一些大的私人企业,中国一个特点是企业一大以后就办自己的食堂,办自己的疗养中心,一系列这么多的东西,中国人有多少人中午在吃食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能也有食堂,大部分都有食堂,这些食堂的这些消费都统计不统计在会计制度的原因,不统计在我们消费里头,统计在我们部门的支出里头。那这个问题同样对私营企业也是一样的,很多私营企业的老板车也好,司机也好,其他的消费也好不会算在个人消费,都算在企业成本里头。
我们做过一个企业全面普遍的调查,中国的企业用在招待费、差旅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是韩国的两倍以上。那么这里头这些东西根据会计原则都是企业的成本,但是实际上都是个人的消费。所以灰色消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你把住房消费、服务业的消费、灰色消费放在一起,中国的消费至少是比GDP比重来讲低估了10%,那么反过来我们再看投资,投资正好相反,极大的高度,09年我们把各省的GDP加在一起,比全国的GDP高了两万多亿,12年比全国的GDP高5万多亿,13年比全国的GDP高6万多亿,这个都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一种事。
蔡洪滨:中国服务业遭到低估
如果按照国际可比的口径,美国是14%,我们即使不到14%,如果我们是10%,就占到了7%的GDP的消费百分点,你是8%你至少增加了5个GDP的百分点。另外一项就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比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往往都占GDP的70%以上,发展中国家低一点,印度是57%,,泰国是53%,我们是多少?45%,这样一个比重也使得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彻底失衡,服务业太差。国家的这个政策也经常出台很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的政策,但没什么效果,所以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说了中国经济失衡说了几十年怎么还没转过来。大家仔细想想你要在中国的话,你缺什么服务,你不跟美国比,不跟发达国家比,你跟发展中国家比,你缺什么?我们中国缺什么服务。
服务里头有很多消费,房屋的消费,医疗的消费,教育的消费,通信的消费,银行的消费,保险的消费,其他的什么餐饮、文化体育诸如此类等等。我们缺什么?跟发展中国家比我们缺什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我们的医疗消费、我们的教育消费很多的价值都是按照国家发改委按照计划经济时代计算的。那么就是说协和医院,一天价格几十块钱,那么在这种价格扭曲之下,这个医疗消费、这个教育消费是严重失真的。还有,我们中国非常典型的特点,是很多尤其是在服务消费方面去限经济,所以我们各种原则各种消费实际上没有底线的,那么我们不去说,这是永远说不清楚的,很多合法的消费是没有底线在里面的。比如说中国城市的有多少的保姆、保姆提供的服务消费都是没有统计进来的。那么这个问题的话从统计局统计的角度看,06年的时候统计局做了一个全面经济普查,普查之后对以前的GDP做了个调整,调整多少呢?往上调了16%,这个主要调整的项目就是我们的服务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服务业低估的程度,这是第二个消费需求的这种低估。
蔡洪滨:中美住房消费占GDP比重差距大的主因
美国的住房消费占了美国的居民消费的20%,占了它的GDP14%,中国的住房消费占了GDP的3%,这个差距主要是个统计口径的不同,如果你在美国有一个100万美元的房子,你已经付完了这个房贷,实际支出没有,但是再算住房消费的时候美国怎么算呢?你的一百元美元假设你是以租房子为支出,那么一年的租金是多少?这个等价的租金就是你在这个房子里头住的住房消费。100万美元等价租金是多少,拿来市房租金的计算,你说这个城市房价,一年的房租跟这个等价比例是不一样的,芝加哥是10倍,那么芝加哥100万美元的房子等价租10万美元,有的地方是15倍有的地方是20倍,假设说在大城市的平均是15倍的话,就是你的住房的房价跟一年的租金相比是15倍的话,那么反过来100万美元的房子你的等价数据是600万多美元。
那么中国是怎么算这个问题?中国是按照这个房子的历史价格乘以什么呢?每年折旧2%,中国住房的历史价格,冯总是对中国房价了解肯定是最深的,他是一路背后的推手,所以十年前15年前北京的房价甚至5年前北京的房价,历史房价跟现在的相比是完全数量级的差别。然后你乘以的比例是多少呢?是2%,还有一点中国城镇居民房屋自有率的比例80%,美国是50%,所以这些统计数据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中国住房消费只占我们GDP3%的原因。
蔡洪滨:中国经济失衡已经开始平衡
十一五的规划里头主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二五”的增长方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国内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重视,国际上对这个问题也是高度的重视。国际上无谓是两种人,一种人是讲中国的经济风格的,有人讲了20几年,每年都在预测中国下一年经济要崩溃,那么最近这个中国经济崩溃论又加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个人就是保罗·克鲁格曼是我们经济里的大牛,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纽约时报写专栏这是在美国最高的境界,跟中国相比就是那些在中央电视台经常能够露脸,就这种级别,所以影响力很大,话语权很大,自己经常时不时就写个文章,关于中国的,但是我也不太懂中国,但是忍不住就要说几句,他说的主题永远像中国经济马上要崩溃了。马上要崩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说中国经济失衡,去年的时候写了一个文章说中国经济马上要崩溃,唯一的问题什么时候崩溃,多严重的崩溃,那么它的论断是什么?美国居民消费占了GDP的70%,中国可能一 半都不到,所以中国的经济不可持续,一定会崩溃,这是中国悲观论者背后的逻辑。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说中国乐观论者背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那么中国经济看好它的逻辑是什么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是失衡,只是这个失衡慢慢的又开始已经在平衡了,所以中国悲观论者也好,中国崩溃论者也好,背后的逻辑也高度一致,就是中国经济原来是失衡的,只是悲观论认为失衡到这个地步了,马上就要翻车,乐观论就说它已经开始平衡了,我现在要想说的是无论是国内的共识也好,国际的共识也好,其实都是极大的错误判断,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判断呢?所谓的投资过高,消费过低的问题,更大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数字背后真实的统计数据,对真实的制度背景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蔡洪滨:中国经济更需要新动力,而不是再平衡
闲话就不多说了,我自己自导自演进入演讲的时段。今天这个题目政府的边界在哪?我想讲的一个题目跟这有关就是中国经济更需要新动力,而不是再平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今年的经济数据中国的经济其实已经持续下滑了3年,三年多。
从10年开始,今年前两个月的数字可以说惨不忍睹,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之下,对于未来经济的走向、经济政策的把握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这些混乱的各种众说纷纭的说法之下,我觉得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理清楚,其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有极高的共识,从政府到学界到社会各界讨论的时候一说到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词叫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错了,说我们原来的说法是说我们结构严重失衡,过分依赖外需,内需不足,这个问题现在说的不多了,因为我们经济出口的增长从20%几一下掉到了单位数,所以外需过多的问题提的不多,那么现在所有的关注点就转移到内需上,所谓的内需结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过多,消费过少。
蔡洪滨:大佬企业家让教育界和文化界倍感压力
尊敬的姜总、各位嘉宾、各位同学,首先我代表光华管理学院对大家来到光华表示热烈的欢迎,尤其要感谢姜总还有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频道所有的同仁,把这样一个平台跟我们一起搭建成功,另外也要感谢姜总和我们主持人为光华管理学院在这么宝贵的时间段做的广告,当然还要感谢就是我们今天到场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感谢周会长,尤其要感谢我们两位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冯仑和刘总,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我觉得很了不起,事业做的非常的辉煌,但是像冯总这样的企业家读书书写的比我们学界的还多,粉丝比明星还多,让我们教育界和文化界压力特别大,就今天,他们两个一来,就让我们阿里巴巴报告厅就显的非常小,所以我们学院也在改建一个更大的报告厅,以后大的报告厅好了以后,冯总、刘总各位嘉宾你们就要更经常的来,最后感谢各位到场的所有的来宾、所有的同学。
杨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致辞
非常感谢姜总,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也说了,一进这个大楼我就感觉到心情非常好,非常亲切也非常熟悉,像哪可以找到水、哪可以找到吃的、哪儿可以找到洗手间都非常清楚,因为也是在这里有一个短暂的课程,我也希望光华管理学院这栋大楼能够成为所有热爱经济、关注发展的朋友们的家园,不只是我们课程的家园,同时也是我们心灵的家园,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来这里寻找到答案,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也来和各位同学、各位师长一起来分享。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致辞有请。
姜海清:预祝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圆满成功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中国经济重大的课题上,还有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都做了很多深入的扎实的研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作为覆盖全国的专业化的财经频率十多年来也一直是关注并服务中国经济的发展,关注于、服务于中国企业的成长,不断的彰显着我们作为国家媒体的专业化和影响力,相信北大今天在座的很多学生也都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今天我们两家的结合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共同来主办,相信也是国家媒体资源和高效的学术资源的一次很好的结合,相信我们今天也会为大家呈现出一场内容丰富的、也是观点非常鲜明的一场精采的报告会。
去年的10月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了10场大国大时代的中国经济报告会,当时就是我们邀请到了厉以宁先生,还有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部委的学者和官员共同探讨中国经济从政府到专家到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今年我们在今天之前也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场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的报告会,不仅是在现场,我们也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直播,通过我们央广网直播,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广泛的影响,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冯仑先生,还有在路上的刘永好先生,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各位企业家莅临我们的现场,让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在企业运营当中的一些思考。共同探讨在新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我们如何进一步给企业松绑,如何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刚才我也听大家介绍,就是去年我们这个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的首场报告会还有开幕式,都是在我们阿里巴巴这个大厅举办的,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也是倍感亲切,同时也是对今天的这场报告会的成功也充满期待,最后我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祝本场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能够圆满成功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
姜海清: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报告会现场
尊敬的蔡洪滨校长,尊敬的冯仑先生,还有周德文先生,俞萌,各位来宾、还有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欢迎并感谢各位顶着如此重的雾霾莅临我们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的现场,我们这个报告会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是希望借助这样一个论坛的形式,大家共同探讨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的结点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共同关注中国经济共同关注企业发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国内顶尖的管理学院,我本人也非常容幸的刚才跟蔡院长做了一个交流,就是年前曾经做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短期的学生参加过一个PPT的课程,也算弥补了当年学生时代没有考上北大,去了北大的隔壁人民大学读书的遗憾。
主持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
本场报告会我们把视角投向“政府与市场”这对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边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适当的政企关系到底是什么,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期待各位嘉宾能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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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致辞。
主持人: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
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曦。欢迎大家在这个乍暖还寒的三月,与我们一起相约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以及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姜海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节目中心主任、经济之声总监蔡万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万通集团主席冯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锦江都城CEO俞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预告:冯仑、刘永好、蔡洪滨等将出席报告会
《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三月谈即将开始,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锦江都城CEO俞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等将出席报告会并发表演讲。
预告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三月谈“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将于3月27日下午14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