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萌

　　记者韩雪萌2013年，各界翘首企盼的金融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区，上海自贸区改革开启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新阶段。当下，上海自贸区试点即将“满月”，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令业内对金融改革的定位和重点充满期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刘煜辉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深化金融组织体系的商业化改革；二是强化审慎监管体制和危机处置能力的改革；三是汇率弹性、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要素领域的改革。

　　记者：您对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刘煜辉：中国银行业目前由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主导。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每一家资产占GDP比重都超过25%。这个格局使得银行通过向其他大型国企放贷轻松赚钱，这些国企本身又主导着能源、交通、电信和大宗商品等行业。

　　此外，各级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因此它能将要素价格压至均衡价格之下，能将利率压至自然利率之下，从而改变微观的投资回报，于是信用跟着回报走。中国的财政和准财政活动具有极强的货币创生性，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讲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我称之为“财政决定货币”。财政风险最后都转化为金融风险。

　　所以说，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两个根本缺陷：首先，借贷主体很多是政府机构；其次，金融机构的高管很多都是官本位体制下的政府任命。这样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效率非常差。在固定的货币增长目标之下，肯定将有更多的资金分配去体制内软预算约束体系，支持业绩不佳的资产，进而降低资本利用的效率。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金融改革将只是以不同名义对现状的延续，因此，可以说金融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

　　记者：今年以来，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提速。新一届政府采取了诸多市场化的措施，通过改革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不降准、不降息，而是取消利率下限的管制，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设立上海自贸区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试点。对此，您如何看？

　　刘煜辉：从过去十年的金融改革的历程看，人们深切地感受到金融组织体系变革是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核心前提。倘若金融机构基础行为不改变，利率市场化等要素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即实质性突破金融垄断。

　　如何逐步降低大型银行体系份额？可以选择一到两家大型商业银行实施民营化试点，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现有金融机构重组改造；积极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等；加快推进增加市场约束、降低道德风险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等。

　　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教训是监管政策和规定的不一致，导致了监管套利和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这需要完善审慎监管框架加以解决，特别是不同监管当局对同类业务的监管政策应该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监管标准应该有相应的协调性。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是一个良好开端。货币政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中央宏观调控工具，要求金融审慎监管与之相互协调，这样才能够发挥出预期的政策效益。

　　宏观金融政策框架也可能作出重大调整。由于中央银行在管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吞吐基础货币上有了较多的主动权，就可以保证整个货币信贷的供应不会超出控制的范围，这时候放弃过去僵化的、效率低下贷款规模和贷存比的控制是有条件的。

　　记者：对于未来金融改革的路径有什么建议？

　　刘煜辉：在金融开放方面，现在大家争论很多的是汇率、利率和资本项目开放次序。对内的利率、汇率改革和对外资本账户开放，究竟孰先孰后，次序的逻辑如何，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前提。理论基础是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不可兼得。

　　而现实中，这个三角的三方都可能是以非完全、非绝对的状态而存在。各方推进通常处于交错状态。这使得次序的逻辑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都得不到很好支持，因此争议很大。以上分歧充分说明，次序应是个时点性的概念，不同的宏观条件，次序或有不同的优解。

　　从大的方向着眼，次序要服从宏观经济的平稳和经济软着陆；从小的方向着眼，要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为先，也就是说在“不可能三角”中，中央银行最后实际上更多地是在汇率和资本项之间做选择。

　　个人感觉，中国资本项开放优先的宏观时间点可能过去了，因为中国的宏观条件正在经历结构性拐点。过去十年我们没有抓住美元的金融周期和全球化的红利来解决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现在这个周期开始逆转了。从现在到2015年，可能是国际金融动荡非常严重的时期。

　　毫无疑问，未来的金融改革中，开放次序的设计和安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