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典型案例，涵盖“网络挂人”、AI换脸、AI拟声侵权、人脸信息买卖、远程控制家用摄像头等。AI技术日新月异，对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的侵害也呈现出隐蔽化、复杂化的特征。网络技术侵权与传统侵权有何不同？当前，治理难点在哪？如何规范使用网络信息技术？

（图:AI时代的数字人格权保护 来源：央视网）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典型案例，涵盖“网络挂人”、AI换脸、AI拟声侵权、人脸信息买卖、远程控制家用摄像头等。先来看这次公布的六类典型案例。

类型一：个人征集他人违法线索的“悬赏广告”

郑某在个人社交账号上，针对A公司发出“悬赏广告”称，凡向其提供A公司违法犯罪线索和证据的知情人、受害人，经查实后，将给予线索提供方丰厚报酬。A公司发函向郑某提出删除信息，郑某又将公函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并提高“悬赏”报酬。A公司起诉郑某，要求停止侵权、道歉赔偿。

法院判决：责令郑某删除“悬赏广告”内容，并道歉、赔偿7000元。

悬赏征集线索，通常是公安机关等对涉嫌犯罪主体采用的公权力手段。而个人发布悬赏广告，应具有正当目的，且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个人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很可能使一般公众对被征集者产生涉嫌违法犯罪的认识，相应地降低被征集者的社会评价。

类型二：未经许可，用AI侵权他人声音

殷某曾为A公司录制声音内容制品。A公司将这段音频提供给B公司使用。B公司用这段音频素材，投喂AI声音软件产品。C公司购买此产品后，又“套壳”包装成自有产品，提供给网友用户使用。

后来，殷某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很多爆款视频中的配音，都是用户网友用自己声音制作的。层层追查，查出了上述信息链条。殷某起诉要求B、C两家公司停止侵权、道歉并赔偿60万元。

法律上，声音属于一种专属的“人格权”。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参考“肖像权”，明确了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法院判决认为，本案中A、B、C公司客观上都未经殷某许可，使用其声音权益。A公司未经授权将殷某声音给了B公司，B公司将声音AI化做成产品构成故意侵权，应给予经济赔偿25万元。C公司从B公司合法购买了殷某声音的AI产品，并造成大量传播，但对上述情况不知情，没有主观过错，因此C公司只需停用和道歉，无需赔偿。

这类案件中，法院通常是参照侵权严重程度、同类产品的市场价值和产品播放量后，综合裁定赔偿金额。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类型三：擅自对用户肖像AI“换脸”

A公司开发的一款软件中，付费会员用户可以使用他人照片对自己作品进行AI“换脸”。A公司未经授权，将彭某的照片上架，作为软件的“换脸”模版之一。彭某发现后，起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A公司向彭某道歉并赔偿损失3000元。显然，这是典型肖像权侵权。意义在于，法律明确了AI视觉生成技术与肖像权侵权的红线，防止AI技术无序发展和滥用。

类型四：名人大V网上“挂人”

观众陈某看完某知名相声演员的演出后，通过在微博账号发布观后感。这位演员因不满观后感内容，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下向粉丝发起“超话”讨论，将观众陈某的社交账号、言论链接置顶公示（俗称“挂人”），并引导粉丝投诉。此后，陈某的社交账号被接连投诉，并收到众多私信辱骂。

法院判决：相声演员及团队删除相关信息、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理由是，陈某针对演出本身发表观后感是正当权利，涉案账号借维护演员声誉为由，引导粉丝投诉，后导致持续网暴，账号责任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有影响力的个人和组织，发布内容要“理性克制”，尤其不能利用影响力实施“挂人”。否则，会连带追究其行为产生的连锁反应的侵权责任和后果。

类型五：非法买卖人脸信息，牟取利益

2021年起，徐某通过社交账号购买约130套包含公民个人身份及人脸图谱的信息和一套配套软件。他将这些信息用于人脸识别，解封他人社交和游戏账号，并对外有偿出租，获利近6千元。同年，李某用同样的方式购买公民信息，获利约3万元。最终，二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和九个月，并处罚金。

类型六：非法控制他人家庭摄像头，牟取利益

2020年，韩某通过聊天软件，非法获取他人家中网络监控摄像头账号、密码等信息。此后，长时间远程偷窥他人家中画面，并将部分画面截图保存。两年内，共计登录并控制他人隐私监控摄像头193个。法院审理认为，韩某窥探他人隐私，情节特别严重，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决其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13000元。

以上两个案例看出，涉及公民人脸隐私和虚拟资产并涉及财产安全时，当侵权行为涉及对象广、数量多时，将被判定为“情节恶劣”，性质将从“违法”变成“犯罪”。

从案例中可以看到，网络人格权侵权，相比传统人格权侵权，呈现出“无接触侵害”的特点。治理这类侵权的难点，在于“技术迭代速度”与“法律规章天然的滞后性”的时空错位。未来，规范这类行为需要“技术-法律-伦理”，从源头上协同治理。

1.构建技术溯源体系，让内容通过隐藏标识可追溯。

2.增强用户知情权，尤其是对AI生成内容的标注和辨别。

3.完善法律法规，尤其是“避风港原则”，进一步严格约束平台的审核和处置机制，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进一步探索“人格权禁令”制度，及时制止、终止侵权行为发生。

作者：经济之声评论员、【远见】栏目制作人 王思远